王永利：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当运行11年的人民币国际化“遇见”新形势——被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深刻改变的国际局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会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二者孰重孰轻？

　　摆在眼前的这个问题似乎“刺激”了市场之敏感神经，各种观点与言论甚嚣尘上。

　　客观而言，“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与第五大支付货币”曾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十年之成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5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六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1.79%。环比4月，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3.40%，同时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10.32%。

　　同期，以欧元区以外的国际支付作为统计口径，人民币位列第八，占比1.22%。这与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现实并不容乐观。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美欧日英等国家纷纷推出大幅降息、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规模空前的社会救助行动，政府债务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大幅扩表，但疫情蔓延、经济衰退、社会不稳的压力仍然相当沉重。相对而言，疫情在中国先发并被率先控制住，且中国在防范外部输入、巩固抗疫成果、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

　　中国在宏观政策调整方面远不及美欧日英等国家那么猛烈，但却又可能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

　　一国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道的过程，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镜像；本质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不切实际。它至少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及金融市场”等三大重要条件。

　　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切忌盲目冲动，不能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妨少说多做，宜以强化内功，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为重。

　　“三大”重要条件

　　现实中，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就需要提高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价与支付结算，以及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比如，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中心货币，目前，其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计价货币的比重在40%以上，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占比在85%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保持在60%以上。

　　要推动一国货币增强国际化，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其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该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

　　首先，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军事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综合国力就一定领先，并不代表其货币就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还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此外，即使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所以，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自由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语言和法律以及可以对外输出的强大军事力量等作为支撑。这样，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接受、流通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并没有同时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而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根本变化，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10年后的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欧元还相差甚远。

　　其二，保持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该货币对外净流出，从而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诸如“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以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境外筹资者在该国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等等。

　　由此可见，一国货币要大量被境外所拥有，就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服务和资本的充分发展，并保持其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大额逆差，而不是顺差）。否则，其货币就难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拥有，并在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这样，就需要该国充分对外开放，并具有足够大的国际收支规模与逆差。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合作越发达，对国际中心货币的需求和支持就会越强。如果没有国际经贸往来与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国际中心货币了。

　　其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货币流动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又使得货币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从而大大增强货币发行国的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增强其所持货币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一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更大挑战，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货币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更好地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满足货币的国际需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国际化，单独讲货币的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

　　重大机遇来了

　　怎么办？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积极，又当稳妥。

　　的确，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重大机遇。首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给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也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重大事件冲击、国家综合管理能力，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态度的“试金石”。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疫情严重程度、经济衰退与社会状况，可能也会让世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管理能力产生疑问？这也许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削弱美元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美国一枝独大的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极化的转化。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形成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货物贸易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拥有强大的科研施工力量，在5G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而且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方面依然拥有巨大改革和发展潜力。

　　这样的改革发展推进过程中，中国会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发展，致力于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很显然，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大良机。

　　不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既积极又稳妥。

　　首先，对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要有充分了解，不可盲目冲动。

　　如前所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的，目前，中国GDP规模尚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不现实的。而且必须清楚，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中心货币，并不是只有好处，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该货币国际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有效抗击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维持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基本稳定等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有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判断和有效处理国际关系。

　　今年3月份以来，对美联储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举措，不少人严厉指责其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运用货币霸权掠夺国际财富”，甚至认为美联储这种无限量宽的实施，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终将会摧毁美元体系，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将美元储备（包括所投美国国债等）转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广，争取数字货币的国际领先地位，做好美国封锁中国使用由其主导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SWIFT）的准备。

　　上述这些看法很有影响力，但却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就成为隐形的世界中央银行，要维持美元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稳定，会受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冲击，也会对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元流动性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问题乃至爆发危机，全球货币金融都将遭受重大影响。所以，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强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明显的。而且，在危机过去、市场稳定下来之后，美联储还可以降息逆向调节，收回多余的流动性。

　　同时，必须看到，美国的融资结构通常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美国M2与GDP之比，2019年末也就刚刚突破70%。即使近期美联储大量投放流动性，M2与GDP之比明显上升，但也只是达到76%左右，这与中国目前M2与GDP之比达到210%左右相差甚远。所以，美国央行大幅扩表，并不代表美国货币总量就会按照固定倍数扩张，就必然会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甚至摧毁美元体系。相反，面对重大危机挑战和市场流动性急速萎缩，美联储及时行动大量投放流动性，有效遏制危机爆发和市场动荡，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可能更有利于美元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以，对于美国3月以来快速推出一系列强力宏观调控举措，需要客观理性看待，特别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遇到这种重大疫情冲击，我们又该怎么办？

　　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现在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买卖市场（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兜底），此时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将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加以指责，认为中国依靠优惠政策（高回报率）吸引投资以及廉价出口赚得外汇，却又不得把外汇不存放境外或购买境外债券，获取非常低的收益。同时，在境内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的同时，由银行把外汇换成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以及货币总量远超可交易财富规模，引发通货膨胀，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纯属“赔本赚吆喝”、“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应该压缩国家外汇储备。但这种看法漠视了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对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本没有看到我国能够积累超过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形成的巨大通货积累，成为中国密切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巨大力量（国力），所以，只要不是通过扩大外债形成的，非常时期下，外汇储备未必多了就不好，不可急于花掉。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保持定力，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其中，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仍要坚持少说多做，扎实推进，而不能盲目冲动，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就应该同时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不能急于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行动上，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离岸中心建设或者急于让人民币加入SDR等国际组织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强化内功，切实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注重消除社会不良债务损失，努力提升货币内在质量；切实加强对外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使用；切实加强人民币在岸交易与清算中心及相应的国际清算体系（如CIPS）建设；切实加强规则完善、监管严格、公平公正的国际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设，包括股市、债市、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市场；切实增强国家驾驭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和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