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大师级的思想家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着相似的理念，这再次说明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共通之处。人是有可能摆脱心魔的沉沦，超拔而出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人类的命运就是万劫不复。
上周的秦朔：我不知道走向哪里，只知道不能走向沉沦的最后，提出了人性到底是什么，人类能不能走出沉沦的问题。
问题提的有些悲观，但却是这几年和不少朋友交流时的共同忧虑，即感到社会的分化、分立、分裂越来越严重，能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越来越少。从我的观察看，分化确实是一种现实，但社会中有如此强的鸿沟感、断裂感，社交媒体是放大与加强人与人冲撞的重要推手。
在社交媒体上，怼、滚、拉黑、污名化等情绪随处可见。很多的争论，不是为了就事论事，论事究理，真理越辩越明，而是借事对（怼）人，有争无论，有论无据，有据无实，所以不可能求同存异，最后都是分道扬镳。
其实没有胜利者，胜利者不过是坚持到最后的最能发泄者。
我有时想，如果人类有下一次大战，一定会先在社交媒体上酝酿与升腾。
这样的问题，是现实的折射，还是人性本就如此，社交媒体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让真实的人性自由表现的空间？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有那么多不友善、猜忌、嘲讽、仇视的蹬踏动作，似乎只要“制造”出“敌人”并把他们骂得狼狈无语，就赢了，就兴高采烈。
这样的“赢”，赢的越多，内心越不安定，越嘈杂，越杂乱。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王阳明说“明善是诚身的工夫”，意思都是人要自我反省，通过反省与合乎天道的道德观念相一致，这是最大的快乐。“乐”来自诚，来自自省后发现所思所为没有偏离良心。“乐”是一种合乎良心要求的满足。
《孟子·离娄下》举了颜渊的例子。“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别人都觉得颜渊太穷太苦，但他自己很满足，很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把愤怒发泄在别人身上，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是我们古老文化中所认可的人格和快乐之道。
今天，国学热隔一段就来一波，国货潮更是方兴未艾，但扪心自问，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践行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吗？
将心比心，这是“恕”，就是一条基本的价值观。《论语》里有这样的对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性到底是什么？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不善”的白板，抑或动物性和社会性的二重奏？人性是天定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着一部中国思想史。这里仅举三个思想家——孟子、荀子和王夫之的例子。
一是孟子，“性善论”的代表，他将人所含有的善的潜质视为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四端”，恻隐之心导向仁，羞恶之心导向义，辞让之心导向礼，是非之心导向智，所谓“四德”。
二是荀子，“性恶论”的代表，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生也固小人”。他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是“好利”，所以只会争夺，不会辞让；本性是“疾恶”（嫉妒憎恨），所以残杀陷害，让忠诚守信消失；本性是“耳目之欲”，“好声色”，所以淫荡混乱，让礼义法度不见。因为人性如此，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那是一定要出事的。
孟子和荀子的理解看似截然不同，其实也有相通之处，就是强调无论扬善还是弃恶，个人都要付出努力。孟子好学，荀子劝学。孟子讲修身，反求诸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总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有人问：“士何事？”孟子答：“尚志。”再问：“何谓尚志？”答：“仁义而已矣。”孟子讲仁义，荀子讲礼义，荀子强调“今人之性恶”必须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去约束。
个人努力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的是后天的学习环境。《孟子》提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说的是外部环境的引导性。
在人性善恶方面，我很喜欢王夫之的思想。
首先，他对人性的认识是“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大家一样是人，所以仁义礼智的道理，“下愚”（下等愚笨之人）也不会湮灭；声色臭味这样的欲望，“上智”（上等智慧之人）也不会缺少。人就是理与欲的统一，二者可以结合而“不相悖害”。
其次，他提出“习与性成”、“日生日成”、“继善成性”，这是动态的人性观。人性不是先天命定、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先天之性”是“天成之”，“后天之性”是“习成之”，习行成习惯，习惯变习性。王夫之认为，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人在和天地的互动中，“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性者生也，日生一日成之也”。人性是一天一天长养起来的，不是一受成型的，人性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王夫之还认为，人性源于善，善不可能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只有坚持“继”，方能成“性”。“继善”就是人把从天道获得的善保存巩固起来，凝结为自己的本质，有了这种内化的“善”，就“成”了。
我之所以喜欢王夫之，是因为他揭示了人性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继天之善，继之成之，以成己性。“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这是需要一生的磨砺的。
在简单梳理了思想史上的善恶论之后，我们重点谈谈恶。
在历史上，恶往往被认为是和个人不加节制的贪欲相关联的东西。近现代以来，由于人的价值被肯定和高扬，欲望的正当性随之被肯定，这构成了近现代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础。
与此同时，人类对恶的认识，开始更多和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从人人平等这一近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基石的角度看，恶，就是非人化，就是不把人当人，剥夺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就是施害于人。而歧视、骚扰、欺凌、欺骗、压榨、暴力，以及制度性的资源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则是恶的手段。
谈到恶，不少人都觉得自己是恶的受害者，经常被欺负，遭受不公。其实，恶之源埋在每个人心里。这有大量研究可作证明。
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主持了一个关于“权力服从”的实验，以测试人们的行为是更加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还是更服从权力。当时，实验组有偿招募志愿者，说要进行一项“惩罚是否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的实验。
两组人分别扮演老师和学生，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用电线连着按钮，如果答错了，老师就给对方实行电击。电击按钮从15伏开始依次增大，分30档，最高电压为450伏（实际没有电流通过，经过表演培训的学生根据电压大小做出各种痛苦反应，展示给老师一方）。
整个实验的参与者超过1000人，从20岁到50岁，各种职业都有。但不管实验细节怎样变化，结果基本都是：近2/3以上的人选择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而在实验之前，在实验组承诺不披露结果的情况下，被采访的“老师”绝大多数都回答，不会对对方进行电击，“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虽然这一实验主要是为了揭示人们不敢违背权威（即实验组织者）的要求，但也反映出，人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实验组织者保证“老师”不承担责任），往往倾向于以非人道的方式，甚至是更强的力度，打击别人。
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金巴多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证明，在强有力的系统及情景的支配下，好人也会作恶。参加实验的24名大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进入到真实的监狱中，一组扮演狱卒，一组扮演囚犯。
狱卒配上警服、电棍、太阳镜，囚犯则脱光衣服，喷防虱粉，换上囚服。狱卒有权体罚不听话的囚犯。一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但很快两组人都进入状态。狱卒不断加大对囚犯的体罚力度，囚犯反抗被制止、被惩罚后，逐渐放弃反抗，越来越像真正的囚犯。
在这个过程中，残暴的狱卒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抵抗住了压力，宁可放弃实验，也不作恶。
菲利普·金巴多教授后来写了一本书，《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路西法是《圣经》中恶魔撒旦的别名，他原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后来过度骄傲，带领1/3的天使叛变，战败后被锁入地狱，变成了撒旦。
没有随随便便的善恶，它们都潜伏在那里，就看外面是什么环境，有什么力量，把它们诱导出来。
最近我在思考人性善恶时，从中获得教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斯蒂芬·平克所写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这本书会让那些对人性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人，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比尔·盖茨曾评价，这是他“这一生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它不只是一项历史学术贡献，还是一项对世界的贡献”。
平克将“暴力呈现下降趋势”作为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因为“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和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在生活中发展精美的艺术，很难学习和经营自己的事业”。他说，“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算是进步”。
今天依然存在很多暴力。“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平克说。
但是，“过去的世界更加糟糕”，“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平克指出，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中世纪欧洲的凶杀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奴隶制、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如今被废除了；发达国家之间已经不再发生战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也只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零头；强奸、家暴、仇恨犯罪、严重骚乱、虐待儿童、虐待动物——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减少。
20世纪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但平克强调，虽然20世纪死于战火的绝对人数是历史最高，但考虑到世界人口的总数，它还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纪吗？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造成400万人死亡，中叶的清朝农民起义造成2000万人死亡，稍后的美国内战造成65万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鲁王国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万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国联盟之战消灭了巴拉圭6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猎捕奴隶、贩卖到美洲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纳粹大屠杀。
……
平克把暴力降低作为人类进步的宏观尺度，但他的出发点不是把历史演绎成“正义反抗邪恶”的道德传奇，而是试图说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暴力降低的原因。比如近代的“人道主义革命”促进了暴力降低，原因在于印刷技术发达、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阅读使人可以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理解“他者”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残酷虐杀的意愿。
关于人性的善恶，平克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本身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促使人向恶（“心魔”），也有几种动机促使人为善（“善良的天使”）。至于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或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
平克所说的人类“心魔”包括：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人类的“善良天使”则包括：移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制、道德感、理性。
究竟是哪些力量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并驱使暴力成倍下降呢？
1、利维坦：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
2、商业：商业是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产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
3、女性化：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
4、世界主义：包含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换位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
5、知识和理性：理性的滚梯使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的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平克的上下两卷巨著证明，人类在进步，进步源于暴力降低。
但是，暴力导致的苦难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人类已摆脱了所有苦难。饥饿、贫穷、疾病与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天灾疫病、失业、制度性暴力（族群冲突、性别歧视、宗教斗争、劳动剥削、环境破坏等等），依然在不同的社会之间以及许多社会内部造成苦难。恶的表现形式没有历史上那么极端和血腥了，但非人化、不把人当人、不尊重人的情景可能更加日常化、普遍化了，从官场、商场、工厂、职场甚至到校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恶和暴力依然存在，平克在书的最后说：“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法设法降低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下降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下降成为可能。”
最终，扬善抑恶靠的是文明和启蒙的力量。
这本书的译者安雯在《译后记》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她女儿在美国高中十年级的英文课上，领到了B组的作文题“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战争的梦魇”，A组的题目则是“人类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她在作文中写道：“最后的真相是，作为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本能、动机和多样性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结果，战争毕竟是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尽管这一假设意味着（消除战争）无解，我们却绝不能停止探求。人类从这一挣扎脱身之刻，即是陷入万劫不复之时。战争永远无法彻底消除，但我们为消除战争所做的努力，却仍然能够为人类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大师级的思想家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着相似的理念，这再次说明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共通之处。人是有可能摆脱心魔的沉沦，超拔而出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人类的命运就是万劫不复。
世界正在大迷局之中，沉沦与超越有时只是一念之间。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说：“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当你对一件事做判断的时候，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你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用常识来判断。常识是显而易见、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各种形成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蒙蔽了我们。”
从这一念到那一念，虽是一线之隔，却需要用一生去努力和维护。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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