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复工复产是当下的当务之急，而改变防疫观念和防疫措施是推进复工复产的关键。这也需要各地不以零新增为防控包袱，更好地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动态平衡。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眼下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表明我国采取的以隔离为主的防疫策略是可靠的。病毒的传播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开始，隔离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最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而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在疫情蔓延的初期，没有对公共场所的活动加以有力限制，错失了遏制疫情暴发的最佳时机，最终也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国已经向欧洲部分国家派遣医疗援助队伍，体现了我国的国际担当。
目前，我国的境内新增病例基本上清零，一些地方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防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在做好防疫的同时，也在积极复工复产。但如何在防止疫情输入与反弹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的步伐，也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当前复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的复工复产状况并不乐观。疫情开始之后，中央决定延长春节假期，把全国的复工日推迟到2月10日。
但在此之后，各地复工速度仍较慢。尽管根据国家发改委在3月21日的介绍，除湖北外全国重点项目复工率89.1%，但复工存在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制造业的复工情况最好，规模以上企业的复工基本上达到100%；但中小企业复工比例较低；服务业的复工情况最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3月初的服务业的复工程度只达到三分之一；以过去两周的复工进展来看，目前估计也不会超过一半。
复工迟缓，不利于实现“六稳”
从复工状况来看，今年一季度GDP增长，令人担忧。
受国外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头两个月的出口下降15%，估计未来几个月也不容乐观。
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赖国内需求的增加，而需求增加的一大来源是服务业。
一方面，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我国GDP的55%，而且，服务业占据制造业产品销售的关口，服务业复工率持续低迷将拖累整体经济消费的复苏。
另一方面，服务业是提供就业的主力，疫情期间调查失业率有较大的上升，和服务业的停顿有很大的关系。
与服务业相似的是建筑业。由于建筑业的作业面比较集中，且工人常居住在临时建筑内，疫情传播的风险较大，所以，建筑业的复工也比较缓慢。
但建筑业是国内需求的主力之一，建筑业停顿，钢材、水泥、装修材料等的需求就会大幅度下降，这同样会影响经济增长。
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各类学校的复课率很低。时至今日，只有部分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复课，城市地区的学校多以网课的形式授课。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大学生，因为离开父母的缘故，外出消费的量很大。但因为没有复课，这部分消费也被抑制。
复工复产为何如此缓慢？
复工复产缓慢，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取决于全国上下对疫情的重视态度。
疫情的暴发，极大提高了全体民众的防疫意识，任何地方只要出现一例新增病例，可能都会引起一定的紧张。
我们看到，即使许多地方已经长时间无一例新增病例，但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仍然没有放松。比如，防疫专家早些时候就指出，在空旷的地方、在通风良好的室内，没有必要戴口罩，但很多民众的警惕心其实并没有放松下来。
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民众自然会尽量避免外出就餐或购物，政府也会保持很高的防疫警戒。
其次，尽管各级政府已经把防疫与复工并行作为工作策略，但在考评压力之下，很多地方官员或难免不敢“放手复工”。
这背后的原因，部分缘于外部输入风险提高，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口岸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职位风险的考量，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敢冒险。
在疫情高峰期，防控不得力的官员有的被就地免职，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一票否决”的做法在官员中造成了一种担心，即一旦出现新的病例，自己也会被上级问责。
这种现象在越不发达的地方越普遍。数据显示，复工率与疫情的严重性没有多大关系，一些疫情较轻的中西部省份，复工率反倒比疫情严重的沿海省份低很多。
其三，我国服务业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非本地人口的就业占据很大的比例。目前，虽然大多数省份实现了“一码通行”，不过政策仍在释放中，跨省人口还没完全流动起来，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不妨提高复工复产优先级
找到了复工复产难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推进复工复产的钥匙。
首先，要多宣传防疫的正面知识，让专家出面谈理性防疫措施，降低民众对疫情的恐慌心态。
这当然不是鼓励民众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更不是鼓吹“人群免疫”，而是让民众认识到，只要做好适当的防护，特别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戴口罩、保持适当的距离、回家洗手，病毒就不容易传播。领导带头逛商场、下馆子、开会不再戴口罩，也是增强民众信心的有效办法。
其次，各级政府或许也要改变防疫策略，不再以“无一例新增”为目标，而是容忍零星的新增病例。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派驻武汉市工作组专题会议上就提到，“不把‘零新增’作为防控包袱”。这意味着，防控贵在精准，而非单纯追求表面数字，各地对此需有所领会。
在这方面，做一些成本-收益分析是必要的。在疫情高峰期，严格隔离是必要和有效的，但是，拿严格隔离来对付零星的病例就是“杀鸡用牛刀”了。
一方面，在疫苗发明之前，要完全杜绝新增病例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严格隔离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越来越大。两相权衡，提高复工复产的优先级，容忍零星的新增病例，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具体而言，除非国外输入风险很高的地区，一些地方的社会防控可以适度放宽隔离措施，同时有序取消小区和工作场所的疫情出入证，鼓励各大公司居家办公和现场办公相结合；也要放宽对消费和娱乐场所的限制令，在此基础上，各地制定与这些措施相适应的新的防疫指南，并对社会公布。
另外尤其需要注意，此前各地严格的隔离14天措施，不仅阻碍了非本地人口返工就业，而且给商业出行按下了暂停键，对于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打击是致命的，可以说这是阻碍复工复产的最大因素之一。
如今，随着湖北放开离鄂通道（武汉要到4月8日），各省都应该做好绿码通行衔接，保证每个低风险地区出来的人可以凭绿码复工或来本地出差。
总之，复工复产是当下的当务之急，而改变防疫观念和防疫措施是推进复工复产的关键。这也需要各地不以零新增为防控包袱，更好地实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动态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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