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甘犁、王军辉
一、本轮地方性消费券发放的五个特征
截止4月5日，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约50个地区（省级、市级、区县级不同级别并列）宣布发放消费券，总额至少达49.43亿。其中发放力度较大的城市有，杭州发放4.85亿元消费券；郑州发放4亿元，其中包括针对低保、低收入、特困、优抚等四类救助对象的红利性消费券；青岛发放3.4亿元健身消费券；南京发放3.18亿消费券。本轮地方性消费券主要具有以下五方面消费特征：
第一，限定了使用范围。多数消费券都用于帮扶本地服务业，包括本地餐饮、本地文旅和本地购物。其中22个地区的消费券仅用于或者可用于购物；13个地区明确提出消费券主要用于健身和旅游；4个地区发放汽车消费券；部分地区还对购物场所进行了限定。
第二，低收入群体受益不够。多数消费券没有依据家庭经济条件划分受益群体，发放对象为全体市民，如杭州、深圳等；部分地区的旅游消费券主要针对游客，杭州建德市甚至规定只有外地游客才能使用。目前，只有银川、青岛、南京、杭州、郑州五地明确提出针对贫困群体发放消费券，其中郑州每名困难群众可领取500元消费券。
第三，发放渠道以网络平台为主。支付宝、微信是目前主要的发放渠道，另有部分地区使用美团、携程等电商平台。还有极少数地区发放购物卡，如湖南省工会建议各分工会提前发放2100元工会福利，其中部分分工会以超市购物卡形式发放。
第四，设立消费门槛。杭州4月3日发放了“满300元减45元”“满200元减35元”“满100元减20元”等不同抵扣额度消费券，实为现金消费的满额抵扣券，如现金消费满300元可用消费券抵扣45元。深圳福田区4月2日发放的“80元”“50元”“30元”三种面值消费券，设有“单次消费金额高于消费券面值才可使用，不设找零”的使用条件。
第五，日常消费类消费券额度偏低。据各地已发放的消费券来看，除旅游和汽车类有大额消费券，日常消费类消费券的人均发放额度普遍不高于100元，有的甚至仅为10元。只有部分地区针对贫困群体发放的额度相对较高，如银川市西夏区和郑州市针对贫困群体发放的消费券均达500元/人。
二、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券实际效果有限
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和流动性约束。消费券补贴了居民消费，但消费券产生的消费支出并不一定都是消费者额外新增的消费，还包括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消费券的情况下同样会产生的消费。因此，消费券的消费刺激效果不能简单地用补贴比率来推算，而是要根据补贴力度、需求价格弹性、挤出效应等因素来综合估算。目前，有关国内消费券对消费的刺激效果仍然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发放消费券应对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较少，影响较大的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研究发现，消费券对消费有一定拉动效应，但极为有限。
为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在1999年1-4月分两轮发放了不限定消费用途的消费券，针对儿童、老人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每人可一次性领取2万日元消费券，相当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1%，共计约3107万人领取，占总人口的24.5%，发放总额为当年GDP的0.12%。2008年，日本又向所有家庭发放了价值2万亿日元的消费券，平均每户日本家庭领取到约3.8万日元消费券。从发放对象来看，日本政府发放消费券的主要意图是为保障基本民生。
我国台湾地区在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向岛内民众统一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振兴经济消费券”，占台湾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5%，近2320万人受惠，基本覆盖当年全部人口，总发放额占当年GDP的0.64%。从发放对象来看，台湾地区发放消费券的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振兴经济。
后续的研究表明，日本的消费券在保民生和促消费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消费券的发放，日本1998年总消费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下并没有显著下降（Hsieh et al． 2010）。但是，台湾的消费券发放对促消费的作用有限。台湾2009年发放的1元面值消费券，仅增加了0.164元消费（Kan et al． 2017）。日本和台湾两地消费券作用的差异，主要源于发放对象的范围不同。研究结果证实，消费券要产生比较好的促消费作用，需要重视对发放对象的选择或分类，如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日本以保民生为目标的消费券在促消费方面就比台湾具有更好的效果。
三、我国现有消费券政策保民生力度不足
实施消费券政策，重点在于保民生。然而，低收入群体受惠不够、限制使用条件较多、发放额度较低，是目前地方性消费券在落实保民生目标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低收入群体受惠程度整体偏低，偏离保民生目标。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1．没有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除了五个地区专门针对贫困群体以外，大部分地区都是针对全体市民无差别发放，有些地区主要针对游客、购车人群，部分地区则是在工会系统内部发放。2．缺少政策的有效宣传，低收入群体参与度偏低。目前主要通过互联网新闻发布补贴信息，低收入群体对新闻和网络关注度相对偏低，难以了解到发放的具体信息和申领渠道。3．本轮地方政府的消费券绝大多数是电子消费券，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对电子支付和网络的接受度相对较低。200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处于全国收入排序最低20%、次低20%的家庭，其使用电子支付的比率分别为24.9%、35.1%，远低于其它收入家庭。电子消费券无疑给低收入群体享受消费补贴造成一定的技术门槛。
第二，限制使用条件多，现金等价性程度低，民生保障力度弱。目前的消费券在使用的行业、平台、对象、额度等方面普遍设定了限制条件，居民领取消费券后难以按自己的真正需求去消费，对购买力提升有限。尤其是在限制使用的行业和对象上，多数地区只关注本地旅游、文体、餐饮等服务业，优惠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无法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第三，额度较低，民生保障难以发挥托底作用。疫情对低收入家庭资金流动性冲击最大。除银川等五地，其它地区均未发现针对低收入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而银川等五地所针对的困难群体是已经享受社会保障的“低保”群体，其本身受疫情冲击有限。本次疫情冲击下产生的新的困难群体，是因疫情失去劳动收入或生活负担较重的人群。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月25日-3月21日对全国3143户家庭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家庭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样本中，63.7%的表示2020年收入相比2019年会有所下降，其中39.4%的认为会大幅下降；家庭年收入在3-5万的样本中，预计2020年收入会下降的比例为63.8%；家庭年收入在5-10万的样本中，59.8%的家庭预计2020年收入会有所下降；从因疫情导致家庭开支紧张的家庭比例来看，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中，因疫情导致生活开支紧张的家庭占比高达78.4%；年收入在3-5万之间的家庭，56.9%因疫情导致生活开支紧张；收入在5-10万的家庭，这一比例则为63%；收入在10-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因疫情导致生活开支紧张的比例则分别为43.1%和20.4%。目前各地发放的日常购物消费券额度一般不高于100元，能购买到的生活物资非常有限，对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
四、消费刺激效果缺少说服力
日前，国内有部分地区称消费券拉动效应能达到消费券额度的十几倍。事实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消费券有关的消费额全部计算为新增消费，但这样的计算显然缺乏说服力。日本等的相关经验已证明，消费券的刺激效并不会太大。与日本的消费券发放相比，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发放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消费券额度小，对民众的消费冲击影响微弱。一是发放总额度低，发放力度最大的杭州和郑州，消费券总额度也都仅占2019年GDP的0.03%。二是每个家庭的额度低，购物券一般不超过100元。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影响因素，非定向使用消费券类似于一定的收入补贴。“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9%的家庭认为2020年收入相比2019年会有所下降，其中认为会大幅下降的占比为25.9%，认为会小幅下降的占比为34.9%。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收入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有不对称性，收入下降带来的负面冲击远比收入上升同等幅度带来的正面冲击要大。有研究显示，增加3个月的收入能增加14.3%的非耐用品消费，但减少同等收入能减少24%的非耐用品消费（Georgarakos 2018）。因此，如要对冲疫情导致收入大幅下降的消费冲击，即使领到了购物类消费券，100元以下微小的购买力补贴难以产生大的效果。
第二，发放对象没有针对边际消费倾向高群体。消费券相当于补贴了居民一部分收入。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刺激消费的话，最重要的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就是要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但目前绝大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时都没有针对低收入群体。
第三，消费券的消费对象的价格弹性不明确。定向使用的消费券相当于是对该商品和服务消费进行了一定的价格补贴。需求受价格影响越大的产品，价格补贴带来的刺激效果越大。目前地方政府消费券主要的主要投放行业是是文体、旅游、餐饮、汽车等行业，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很高。
第四，消费券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即使能增加补贴项目的消费增长，也不一定能带来总消费的增长。消费券的发放，家庭有可能在当期增加补贴消费项目的同时减少其它消费项目的支出。对2007年开始的“家电下乡”政策的研究显示，该政策并没有提高居民消费的总体水平，限定期限补贴某一种产品使得家电产品未来价格相对当前上升，使得农民的家电消费提前，信贷约束下的农户必须减少其他产品的当期消费；同时，对家电的补贴也使得非补贴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减少非补贴产品的当期消费（郑筱婷 et al． 2012）。另一方面，消费券增加了补贴项目在当期的消费支出，但减少了其在后期的消费支出，但对该消费项目的总体消费支出不变。美国2008年的“新车换旧车”政策在补贴期汽车消费上升了，但后面10个月的汽车消费却大幅下降了，总体来说汽车消费没有变化（Mian and Source 2018）。
五、全国性现金补贴应是政策更优选项
为有效落实保民生、促消费目标，针对上述地方消费券存在的问题，如要有效保民生促消费，政策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选项一，优化消费券补贴政策。首先，重点帮扶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最困难群体基本已经纳入各种社会保障，疫情冲击相对较小，此次受疫情冲击较大、消费意愿更强的贫困边缘群体和生活负担较大群体应得到更多保障。其次，尽量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限制。应在有助于提高本地服务业需求的前提下，提升消费券的现金等价程度。第三，提高发放额度。目前不超越100元的发放额度无论针对保民生还是促消费都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最后，考虑借鉴日本的经验，针对相对困难群体发放全国性无使用限制的大额消费券。但这种做法需要避免通过行政系统发放时，因为行政层级太多造成的扭曲。
选项二，直接给全国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发放一次性大额现金补贴。美国在2001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补贴额度分别占GDP的0.4%和1.3%。2001年和2008年现金补贴的总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34-0.372和0.30-0.35（Shapiro and Slemrod2003），2008年，居民在领到补贴后的3个月内，家庭花掉了现金补贴50-90%，其中12-30%花在了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上，耐用品和汽车消费也显著增加（Parker et al． 2013），使得2008年第二和第三个季度的总消费分别提高1.3%和0.6%（Broda and Parker 2014）。美国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在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均远高于日本的消费券。
为应对本次疫情，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都在全国层面推出了大规模家庭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美国对家庭和个人的现金补贴达到了上一年度GDP的2.9%，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现金补贴占GDP比重也分别达到2.3%、1.3%、2.7%和1.3%，且美国的补贴力度远大于2001年和2008年。
我国政府也快速出台了一些现金补贴政策。3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从3到6月，将对困难群体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提高1倍，并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纳入政策范围。上述政策覆盖人群超过6700万人，值得称赞。但是这项补贴的规模不大，力度也有限。应对疫情，需要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力度和扩大补贴范围。
综上所述，鉴于国际上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在保民生促消费效果方面的巨大差异，建议我国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进一步大规模现金补贴，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补贴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有效保民生的同时，有效拉动消费复苏，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参考文献：
Broda C， Parker JA.The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s of 2008 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forconsumption． J． Monet． Econ． Elsevier B.V．； 2014；68（S）：S20–36．
Georgarakos D． Do consumers respond symmetrically topositive and negative income shocks？2018． Report No．： 44．
Hsieh CT， Shimizutani S， Hori M． Did Japan’s shoppingcoupon program increase spending？ J． Public Econ． [Internet]． Elsevier B.V．；2010；94（7–8）：523–9． Available from：http://dx.doi.org/10.1016/j.jpubeco.2010.03.001
Kan K， Peng SK， Wang P．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nsumers’ reaction to shopping vouchers． Am． Econ． J.Econ． Policy． 2017；9（1）：137–53．
Mian A， Source AS． The Effects of fiscalStimulus：Evidence from the 2009 Cash For Clunkers Program． Q． J． Econ.2018；127（3）：1107–42．
Parker JA， Souleles NS， Johnson DS， McClelland R.Consumer Spending and the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s of 2008． Am． Econ． Rev.2013；103（6）：2530–53．
Shapiro MD， Slemrod J． Consumer Response to Tax Rebates.Am． Econ． Rev． 2003；93（1）：381–96．
郑筱婷， 蒋奕， 林暾． 公共财政补贴特定消费品促进消费了吗？——来自“家电下乡”试点县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2；11（4）：13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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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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