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辉
后疫情时代，人们应该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当巨灾不期而至的时候，人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用说，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全球风险观”的领地。
全球风险观
全球风险观（Global Risk Prospects），是指人类需要明白所处的社会是风险社会，更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
究竟什么是全球风险观？
我们面对的绝不是COVID-19，而是‘灰犀牛’和‘黑天鹅’”是一种“全球风险观；
世界连接力的风险管理”是一种“全球风险观；
疫情让世界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紧迫性”是一种“全球风险观。
除了疫情，自然灾害、战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不确定性的，但它们对人类的生活却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它们迫使我们去深思：人们应该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当巨灾不期而至的时候，人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用说，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踏进了“全球风险观”的领地。
全球风险观的必然
长期以来，人们都生活在“必然性/确定性”的神话中，人们不自觉的选择了漠视“偶然性/不确定性”。正如加拿大学者伊恩·哈金在《驯服偶然》一书中所指出的：“贯穿整个理性时代，偶然一直被称为平庸之辈的迷信。偶然、迷信、庸俗、愚蠢是一回事。有理性的人对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们有能力用各种无情的定律将混乱掩盖起来。他们坚称，世界或许常常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其内部工作的必然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哲学思想的丰富，“必然性/确定性”的神话开始崩溃。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在其《确定性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他认为，伽利略和牛顿通过传统物理学理论展示出来的那个“时间可逆的确定性宇宙图景”已经千疮百孔，偶然性、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才是宇宙的本质。
再有，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和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John Kenneth），他们二人相隔半个世纪，分别从量子力学原理、经济思想史及其背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不确定性”问题，启发人们用“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自然界和经济社会。
所有这些启示我们，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是充满意外和风险的。如果人们对哲学和科学发展中所昭示的这一重大的真理缺乏足够认识，他们就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巨大挫折。
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再一次让我们认知到“超级不确定时代”的到来，再一次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全球风险观”。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必然性/确定性”神话已经崩塌，而应对“偶然性/不确定性”世界的“全球风险观”需要构想。
全球风险观的构想
“全球风险观的必然”说明既然风险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重要特征，相应的全球风险社会成为人类无法回避的境遇。如此，全球风险观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
全球风险观如何构想？我们不妨借鉴汉斯·昆（Hans Kung）在《世界伦理构想》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
汉斯·昆从责任和对话出发构建的全球伦理可以看作是对风险社会的另外一种诠释模式。在他看来，解决全球性风险问题，现代性的范式已经失效，需要“范式的转换”。如果不从价值层面上取得共识，问题和冲突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汉斯·昆试图从价值共识方面来解答全球性风险问题。全球风险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风险的出现自然会产生责任问题。
汉斯·昆认为可以通过强化责任意识对风险进行有限的控制。风险治理既需要普遍的责任原则，又需要各方面的积极的参与，既要顾及公共利益，又能兼容个体利益，既能包容多元，又能化解冲突，这就需要有效的对话机制。
汉斯·昆基于责任和对话的全球伦理观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全球风险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所体现出的整体意识、责任观念和对话思维对世界由“偶然性/不确定性”走向“必然性/确定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全球风险观如何构想？我们不妨再次回到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写道：“我说风险，道德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因为生态上的破坏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如横贯数个国家的河流污染、核泄漏对大气的污染、农药的普遍使用甚至使南极企鹅的身上也出现了过量的DDT等。
贝克指出，风险并不是一种突然降临到人类社会中的灾难，它是人类自己决策和行为的结果。尤其是化学（改变分子结构）、核物理（改变原子结构）、生物工程（改变基因结构）这样的科学的出现，以及人类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使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世界被抛入到偶然性的锅中，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甚至它是否还能存在下去，人们都很难预测了。
可见，无论是汉斯·昆的“基于人类责任和对话的全球伦理观”，还是贝克的“基于人类决策和行为的全球因果观”，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有全球风险观，如此我们才能深入的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综上，我们要坦然的面对“偶然性/不确定性”，正确的树立“全球风险观”，如此方能认知“必然性/确定性”。
(本文作者介绍：央财国际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王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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