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新新人口论”之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失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蒙格斯智库

当人们热衷于讨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平抑等短期问题，或研判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

　　上期的讨论我们花了不少篇幅，试图建立时间通道里的“生命池”及年龄结构怎样变化的观念，以便增加人们对人口长程变化的感性认识。人口变化的规律像冰川的移动，缓慢同时又不屈不挠。决定人类历史进程转折的，是很少的几个“黑天鹅事件”，我们正在面临的人口变化正是这类“黑天鹅” 拐点。不过它和突发的剧变，例如蒙古的崛起横扫欧亚、中世纪黑死病摧毁人口、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恐龙之类的不同，乃是在渐变中发生的：这头黑天鹅是从白色逐渐蜕变成黑的。这带来了积极的讯息，人口变化既然由人类的行为造成，就能靠人类对自己的调整改变加以扭转，它不应该是注定的。

　　当人们热衷于讨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平抑等短期问题，或研判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以日本为例就不难明白。日本二十年来每况愈下，政策或有不当，但经济熄火的根本是因为人口停滞及老龄化带来的釜底抽薪。不用说房市再起不来，社会也趋于保守，创新的活力更是日减。几个基础数据很能说明困境：TFR低于1.2；老龄人口的比例23.5%，全球最高；支持率（support ratio，15-64岁的工作人口除以老龄人口，即老龄抚养比的倒数）1970年来下降惊人，从8.6减到了2010年的2.6，四十年后将一路下降到1.2！

　　把时间通道里人口分成三个年龄段，A． >64岁的称为老龄人口，B.15-64岁的称为工作人口，C． <15岁的称为少龄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如何，非常重要。除了上述的支持率（A/B）外，（劳动）参与率 （B/（A+B+C））、抚养比（（A+C）/B）、幼长比（C/A）等等，能解开许多重大的症结问题，或者起码，令我们对代际的趋势有清醒的把握。

　　中国的状况其实不比日本更容乐观，支持率的下降得和欧盟整体水平同样剧烈，2010年还在8.33，2050年就会下降到2.5左右（低于美国的2.6）。同日本和欧盟相比，我们的基础却薄弱得多，“未富先老”的担忧，因而绝非过甚其辞。笔者不是人口学的专家，本文拟从常识出发，就三个方面来谈个人的看法，并附带政策建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老无所依；阴阳失衡；从口到手到脑到创新如何提升人的素质。政策建议的第一步，是尽快结束一胎家庭的限制，然后及早辅以其他相应措施，比如退休年龄、退养统筹、户籍改革、创新教育、市场培植，等等的配套。

　　中国人口消长当然得在国际格局下才能讨论得明白。国际互动目前的两大热题，1、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升为第一大经济体；2、中国会不会被印度取代沦落为人口老二。1的不确定性颇多，而2的可信度确然。这里的讨论用的数据，国际以联合国和OECD的人口报告，国内则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准。而且我们尽量以“他山之石”为例证，一来，人口规律是个长期过程，发达社会比中国先行一步，或说先行一步已在衰老之中；二来，可以少些惰性、颜面和价值观的纠缠。

　　先来考察中美的对比。2010年，中国的TFR是1.56，美国的TFR是2.08；中位年龄（活着的人自幼及老排列的居中的年龄）中国为34.5岁，美国则是3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人数，中国为1.2亿，美国则是0.22亿；老龄人口在中国占 8.2%，在美国占13.9%。两国TFR之间（2.08-1.56）0.52的差别，今后四十年里将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到2026年就开始绝对下降，美国则看不到拐点。（这个重要分别下文还将谈到。）

　　以目前的趋势来测算，到了2050年，人口规模，中国将缩减 -3.4%，美国将增加 +30%；中位年龄，中国将上升到48.7岁（超过欧洲），美国将上升至4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中国将为0.63亿（锐减47.5%），美国则为0.25亿（增长13.6%）。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有悬殊的变化：少龄人口，中国 -5.5%， 美国 -1.3%；工作人口，中国 -11.4%， 美国则 -6.9%；老龄人口，将占中国的26%（+17.8%），将占美国的22%（+8.1%）。总之，长跑的结果明显地偏向于美国。美国的优势全部来自移民，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并没有不一样，也在减少中，其中白人和亚裔的TFR减弱尤其明显。美国人口的健康增长，举世独一无二的，乃得益于移民。美国吸纳了全球移民的一半以上。同日本一样，中国几乎没有新血的移入。

　　反过来看，印度人口目前的TFR是2.5，中位年龄在25岁左右。至迟2035年，它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期待坐收“人口红利”，像中国过去三十年所经历过的那样。相对照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迅速用尽，且有被“透支”的趋势：中国的少龄人口缩减很厉害，在2000年还占总人口的23%， 2010年却只占了17%。也就是说，靠他们来养老的工作人群，将会异常的薄弱，是否可持续则大有疑问。

　　国际间的生产和资金的互动，到头来是顺着人力的聚集和技能的起伏来流转的，假如国家能把它的民众组织起来，有效投入到经济活动去的话。重要的是先把人口变成人手，做的超出吃的；理想的是能继续把人手提升成人脑，到了有相当一群人脑在相互激励的境界，生产力就能源源创生出来。其结果就是大国的兴盛，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老有所养。

　　人类社会的合作，在社群和国际之前，先是代际的合作。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是由口到手（最好能上升到脑），必再返回到口。老而能有所依？从上面的数据推算，我国在2050年，支持率将只剩下2.2，低于日本目前的水平（2.6），甚至比2050年的OECD国家的平均还低。因此，前景是很严峻的。

　　前文已经说到，老龄化社会乃拜医药科技突破和文明进展之赐，人活得更长更健康了，流出生命池的速度大为迟缓。二十世纪里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从大约45岁上升到世纪末的64岁。发达经济的国民的寿命平均延长了40%，中国人在此期间则增加了一倍还多。举例来说，英国的一个60岁的妇女，在1956年可望活到80岁，在2010年可望活到的年龄是92。如此，老龄人口需要颐养的年份提高得更快，而所有的养老健保体系在建立当初，都未能充分估算到这个巨大的进步。比如说，美国在1960年代推出社会退休和医保计划之初，平均1个退休人员有将近19个工作者，到2035年将只剩下1.9人，其间参与计划的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有7岁。仅此一个变化，社会福利项目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使老龄化问题并发而作的另一个趋势，也是医药保健成就带来的后果。世界妇女TFR的一路陡降，是和婴孩（五岁前）的夭折率是紧相伴随的。五十年来每千名婴孩的夭折率从191减低至78个的同时，世界的TFR也从4.97降为2.69。妇女少生娃娃是理性的选择，因为她们不再需要多生，来补偿很高的婴孩夭折。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强有力推展的一胎化措施，对这个进展规律及其影响力度的测算是不充分的，结果造成的急停刹车，负面后果正在显露出来。

　　我们且不谈三十年来的低生育导致目前劳动力供应渐趋紧张。工人薪资一年增加超过15% 不少见（5年翻番、8年两番），要知道这是在全球失业普遍，国内增长明显放缓下发生的。劳动力短缺的一个旁证，是简单劳力如城里帮助家务的钟点工，近年来报酬攀升幅度也够惊人的。这里也不谈物价上扬，老龄人口的养老积蓄是否足够达到目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谈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目前比例失调，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和人伦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的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C/A）1975年在6左右，到2035年要降为0.5， 也就是一个孩子对两个退养者。不用知道统计数据的长程变化，看看周围及自己（三代）家庭4-2-1的倒立结构，你其实就能明白，倒立的金字塔注定是站不稳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孝为本”，来扩大代际的合作，并确立家庭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和其他诸如基督教文明的差别相当远。“孝”讲得滥了，颇有些陈腐的味道，但在实际上，孝类似于一种社会契约，强调幼者对长者的责任履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然的，没有律令一样畅行，而子女对父母则差得远。孝作为带强制性的道义约束，是对人类的爱偏于下倾的补充。作为汉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色，它拓展了代际之间诚信，成为互助的强有力纽带。用乡间的俗话来讲，是“我们替你娶媳妇，你得为我们送终。”孝的纽带作用，尽在其中矣。

　　不过以往的历史上，孝的履行很少受到过切实的考验。别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亲在的时间原本就很短。直到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命期望还只在35-40岁之间，活过60岁的相当少。凡有病伤，过不了一年半载就挂了。所以子女即使有心尽孝，压力也不会太大。然而，这一切已全然改观。

　　现在的父母、祖父母一般会活过70岁，60岁退休后继续活30年也很正常。其间很多病痛都会出现，癌肿、痴呆症、行动不良等等，潜伏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顽症，以前闻所未闻的，全都冒了出来。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老人能卧病许多年也成了通则。造成的结果从未曾有过，老龄人口颐养年头加长，需要服侍照料的时间也大为增加，而且医疗费用增加飞快在。在中国，这一切变化却要“4+2+1”里的1来扛，而这个1 又是在4+2的百般呵护下长大，把关爱视同当然的宝贝。这个1 还有自己的孩子（很可能不止一个）要教养，6个老人能于此相提并论吗？无论从精力、时间、关爱、费用，靠家庭来养老，贯彻“孝”的理念，挑战将前所未有的艰巨。其可行性如何，难道还有什么悬念？

　　还有一个误区，以为积蓄足够的钱，到时就能买到社会化的养老保健服务。养老医保的服务，很不容易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它们和电脑的内存，带宽，生产线的装配制造完全不同，是不能轻易扩张的。你难以想象，一个护理工用流水操作法“改进”给老人喂饭，人均服务时间缩短了75%是可取的。要是有个“超级月嫂”，声称她有高科技的武装，能同时带四个婴儿，包括你的宝宝，只有半价，你能相信吗？即便是一个发型师，两分钟内就能把你的头发搞定，你难道会觉得舒服？这类人际之间的服务，是无法以效益的名义，来压缩时间、关注、信任和情感交流，或由机器来代劳的。劳动力供应的紧俏，在人际服务项目上，瓶颈将日益突出。眼下保姆、钟点工的酬劳涨的飞快，还只是个开端而已。

　　所以在6：1的格局下，任何有限的积蓄，都会被腾涨的人际服务费用吃掉。中国这一代的老人，注定不得不“自求多福”了。这个宿命在美国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所有的费用里涨得最快的，恐怕是数老龄人的长期照料支出（十几年间长了几乎有十倍，到了每年7万美金的地步，除了巨富，几乎没人有能力扛得起），要知道，那是在没有4+2+1 的倒挂结构下发生的。

　　中国问题的棘手，还在于一胎化的家庭政策所带来了的阴阳严重失衡，即使我们有心扭转人口规模的萎缩，比起别的国家困难要更大。我们的人口政策模型，有个基本假设为前提，就是TFR下挫到1.5不可怕，还了欠债后再让它重新返回到2.1就行了。问题是，我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性别结构相当畸形，女性短缺很多——一个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人类在其自身生产繁衍上，女性是主力，男性的用武之地甚小，即使在其他生产上他们往往是主角。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阴阳失衡。

　　本文作者为孙涤

　　(本文作者介绍：国内首家中国宏观经济拐点研究和风险研究的独立智库机构，对经济、金融、法律、风险等领域开展量化模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