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0人了（截至3月4日12：00），其中“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乘务人员就有706人。当邮轮载着3700多人从横滨港启航，开始为期16天的“初春东南亚大航海”时，没有谁会想到，它会变成“新冠病毒制造机”。
给它冠以如此恶名的是日本传染病领域的大咖、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他2月18日在YouTube上传了一则“惨不忍睹”的视频，《钻石公主号是COVID-19制造机，为什么我进入船舱不到一天就被赶出来了》。他说：“在传染病学界，区分没有病毒的绿区和有病毒的红区是‘铁则’，然而钻石公主号的红区绿区混成一团——我完全无法区分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他批评船内专家配备不齐全，工作人员装备参差不齐，还在博客上发文认为日本政府过于放松警惕。
“钻石公主”号的问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不少批评。韩国报纸批评安倍政府没有注意到邮轮会成为巨大的“病毒培养皿”这一可能性，谴责“安倍晋三最关心的是控制国内的感染人数以免使东京奥运会受影响”。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说，在刚开始只有四、五个人染上冠状病毒就把“钻石公主”号整艘船都扣留并隔离，这简直就是犯罪。当时应该立刻从船上撤离健康的人，并把患者送去治疗，“相反，他们一直把人们留在那儿，直到半个游轮的人都染病为止”。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矢野寿彦最近在关于“钻石公主”号的评论中，也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日本将在半年后迎来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轻视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认为可以通过边境口岸措施阻止病毒进入国内。之后的应对措施也缺乏灵活性。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当某一天突然出现地震、海啸和洪水等大型灾害，出于‘无法相信’、‘不愿思考’等想法，形成只有自己会没事的侥幸心理，从而错过避难时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正常化偏差’。被认为是大脑为了防止内心无法承受恐怖压力而崩溃所出现的活动。”
“似乎是传染病对策的成功经验（指日本在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全球流感应对中表现良好），加上‘一旦在日本大流行，东京奥运会将被迫中止或延期’的不安，这或许使日本政府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不会在日本流行’这一‘奥运偏差’。”
矢野寿彦提到了“正常化偏差”（Normalcy bias），这是认知偏差中的一种。意思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了解情况，低估大灾难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力，因而平时没有预做准备，或在灾难发生时轻忽严重性、缺乏应变。
人类有很多认知偏差，比如社会期许偏差。在说明自己的看法时，倾向于多报符合社会期许的意愿或实情，而少报不符合的。如询问是否有不良嗜好、性伴侣数量时，人就会有意或无意地隐瞒或淡化实情。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没有哪里的人能逃避认知偏差，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怎么解决“正常化偏差”呢？
具体到防范疫情，矢野寿彦提出，“在面对未知的传染病时，需要预想到最糟糕的情况”；“要有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那样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性传染病防控组织，而目前日本还没有”。
只有当危机摆在面前时，我们才能看到它；
我们只能看到曾经经历过的东西；
不愿看到的总是看不到；
我们只能看到符合我们对未来看法的东西……
这是管理学大师阿里·德赫斯在《生命型组织》中列举的一些需要变革的观念。
阿里·德赫斯1951年到1989年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工作了38年。他是壳牌公司的战略企划工具“情境规划法”（scenario planning）的重要参与者。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公司一般都认为未来首要的议题是油价，供需关系则是决定油价的最重要因素——需求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供应取决于可供应量（如地下储存量）。但壳牌石油提出了另一个情境，“谁控制了原油储量，谁就将最终决定实际的产量”。这就要从产油国政府角度进行思考。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大部分都是仇视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如果它们提高输出石油的价格，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1972年，壳牌石油的情景规划团队围绕“经济增长、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首次提交了6个情景，其中一个为“危机情景”，即设想一旦西方石油公司失去对世界石油供给的控制，将会发生什么，并就此制定应对措施。
果真，1973年10月，OPEC宣布实施石油禁运，对西方国家实行“三种油桶策略”。而壳牌公司及时实施预案，有效化解了危机。其措施包括：
1、放缓对炼厂的投资，提高炼厂对不同品种原油的适应能力；
2、加快OPEC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油田开发，例如墨西哥湾和北海；
3、有效授权，加强下属公司的运营决策能力；
4、加大勘探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例如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技术等。
1970年壳牌是“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最小最丑的一个”，但1979年跃升为可与埃克森比肩的最强石油公司之一。
1986年石油价格崩溃，壳牌又一次预先设定了这种情景，因此没有在之前进行大规模并购，而在价格崩溃后花35亿美元购买了大量优质油田。
20世纪80年代末，在柏林墙倒塌以及前苏联解体前，壳牌便预设了部分国家市场开放的情景，适时在东欧布局炼厂，关闭或出售了其在西欧的部分炼厂。
20世纪90年代，壳牌认识到社会与环境的压力，特别是气候变暖的影响，开始在公司推行碳管理战略。2005年，基于对全球能源供需的情景规划，提升了天然气在公司能源组合中的地位。
2012年，壳牌发布专刊《壳牌情景规划40年（1972-2012）》，提出“面对严峻的能源与环境现实，‘情景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重大的正确抉择”。
“钻石公主”号变成“新冠病毒制造机”的劫难启示人们，形形色色的病毒会不断冲击各式各样的航船——它可能是企业，城市乃至国家——而且不会消失。如果我们希望幸福平安地生活在正常状态，我们就要校正认知中的“正常化偏差”，采取“预设最坏情况”、“建立和权力保持距离的专业组织”、“开发应对未来变化的多场景工具”等方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多主体参与，从而当危机来临时，可以说一句，“我们已经让损失和遗憾最小化了”。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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