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否极泰来——2019年宏观展望

2019年03月13日07:18    作者:任泽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夏磊 罗志恒 华炎雪 贺晨

  2019,“否极泰来”。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一切都在周期框架里。

  一、2019年宏观形势主要判断:经济年中触底,资本市场否极泰来

  1、上半年中国经济还将惯性下滑,随着主动去库存周期结束、产能新周期和货币财政政策效应显现,年中经济将触底,下半年企稳,全年前低后稳经济失速风险缓解。

  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库存、产能、房地产、政治等六大周期。

  2、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

  3货币宽松和周期轮动,债市、股市、房市、商品将先后转好。

  4、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5、中国“增速换挡”步入“经济L型” 触底期,有三次触底,第一次是2016年初,第二次是2019年中。

  6、当前三大挑战: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二、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内外形势复杂严峻,金融风险大面积暴露,资本市场十分低迷。

  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2019年中经济二次探底”“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我们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市场一片“卖房炒股”声中,冷静提出“海拔已高风大慢走”“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让决策更加正确。这个世界没有水晶球,但是少数人确实通过努力拥有了洞悉事物规律和人性本质的能力,从而与众不同。

  2019,“否极泰来”。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一切都在周期框架里。

  宏观经济形势最标准的分析框架是趋势与波动,即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周期波动。

  三、周期之轮:否极泰来

  2018年的经济困难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主动去库存周期、金融去杠杆周期、房地产调控周期和中美贸易战等叠加的结果。

  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就是周期,均值回归。

  2017年3季度-2019年上半年处于库存周期的主动去库存阶段,预计持续至2019年中,对经济拖累缓解,是经济触底的重要原因。本轮库存周期运行:第一阶段是2016Q1-2016Q2,被动补库存;第二阶段是2016Q3-2017Q2,量价齐升,繁荣,主动补库存;第三阶段是2017Q3-2018Q3,量跌价滞,滞胀,被动去库存;第四阶段是2018Q4-2019Q2,量价齐跌,衰退,主动去库存。从2019年3季度,开启新一轮库存周期。

  经过2010-2015年单边下滑,2016-2018年中国产能周期触底,站在产能新周期的起点上: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产能出清充分,传统行业产能投资持续大幅下滑甚至负增长;规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6.5%;资产负债率从58%降至56.8%。

  房地产调控周期后期: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调控不再加码。

  金融去杠杆周期: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下半场,防化重大金融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2018年11月M2降至历史低位,2019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宽货币宽信用政策开始见效,但预计回升幅度不大,不会大水漫灌。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触底回升,但幅度不大,主因是货币宽松、财政积极和去库存结束。

  四、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

  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建议:

  1、建议2019年降准4次。目前中国大型、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依然高达13.5%和11.5%,降准空间大。

  2、利率市场化下,建议更多地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广谱利率下降。

  3、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建议金融监管政策从“一刀切”到结构性宽信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债、地方基建、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激活股票市场等。

  4、建议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减税优于基建。

  五、中国经济步入“经济L型”的触底期: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作者在2010年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独立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下半年提出“经济L型”,这三大判断一脉相承,均在宏观经济领域引发了广泛争论,但随后均被事实所验证。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已经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触底期,未来“经济L型”将会有三次触底,第一次触底是2016年初,第二次触底大约在2019年中,在库存周期的波动中完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实现“增速换挡”,构筑新的高质量中速增长平台,取决于能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潜力,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发展潜力巨大;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德国8000万人,全球77亿人;中国GDP增速6%以上,是美国的3倍;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美独角兽企业占全球70%;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

  六、挑战:中美贸易战和人口危机

  1、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近年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战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我们鲜明地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过去传统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难以持续,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终结,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在外需面临重大调整的背景下,这需要中国重新调整外需内需、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并涉及到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等一系列触及灵魂的变革。

  2、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

  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早已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比2017年减少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总和生育率降至1.52,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9%,之后快速上升,预计到2050年达约3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

  面对“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我们建议当前亟需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使中期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七、以六大领域为突破口,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启新周期

  最大的改革是开放,通过开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等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中国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未来应以六大改革未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1、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2、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

  3、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4、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5、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法治监管,鼓励并购重组,推动以信息披露、严惩重罚、退市制度等为核心的注册制,调动新经济和PEVC风投的积极性;

  6、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健。尽快改变过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确立以大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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