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

2018年11月16日15:15    作者:任泽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长期的改革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介绍两个方面的观点:形势和建议。

  我们这个环节非常好,也非常切中当前的主题。今天的嘉宾也有些分歧,比如高院长不建议上调赤字率,余栋建议打破3%的教条。

  现在对于未来的形势和政策究竟应该怎么看?2010年我参与研究“增速换挡”,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相当接近底部,未来经济L型。2017年我们提出新周期,今年提出金融周期退潮。

  大家知道,我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坚定乐观。但是对于短期经济形势,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只有对严峻程度有了充分的估计,才可以有充足的准备,才可以从容应对。

  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判断,直白来讲,这次经济L型会有两个底部,第一次底部是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然后又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回落,大致在2019年上半年会二次触底,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的年中。

  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三驾马车、两个发动机。三驾马车当中,消费、投资、出口都放缓了。两个发动机当中,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分别受到了财政整顿和金融去杠杆的约束。大的背景是增速换挡,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叠加。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大家感受一下当前经济形势的冷暖。GDP增速方面,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5%,这个增速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只有两个季度的GDP增速低于6.5%,分别是08年的四季度和09年的一季度,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我们没有低于过6.5%,这是第一次。

  外部环境方面。我们现在的出口,前段时间有的学者用了很精妙的模型测算,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的影响不大。事实呢,10月份我们的PMI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46.8%,这是33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且前段时间抢出口,进行了需求的透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像基辛格这次访华时讲到的,可能我们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我们今年对很多情况出现了一些误判,其中中美贸易摩擦就算一个,有的人在一开始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事实上贸易摩擦是不断升级。我们在贸易战开打之初就提出“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们最好的应对是改革开放”。明年1月1日2000亿美元的10%的货物关税就会上调到25%,如果双方在此之前不能达成共识。当然双方经贸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这一方面取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另一方面取决于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开始显现,近期美国经济放缓和股市大跌,可能会让特朗普政府开始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上。

  再比如说金融方面,9月份M2的供应量降到8.3%。什么概念呢?8.3%是过去20年以来的新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总量,今年1-9月份是15.4万亿,比去年净减少2.3万亿,以前都是每年增长。刚才白重恩老师讲投资降到了5.4%,其实通过历史比较就会发现,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5.4%,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

  什么造成了当前这样的形势呢?首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形势出现了叠加。搞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什么都不怕,最怕事情赶到一块儿去了。外部有贸易摩擦,内部有结构转型、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环保、去产能。而且这些年有的政策摆动太大,紧的时候有点过紧,松的时候过松。好的宏观调控一定是春风化雨、和风细雨。

  所以,形势就是这样,提几点建设性建议。

  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加大改革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奇迹,但是从01年加入WTO以来,要客观承认我们在开放的进程当中有点吃老本了。80年代我们设立沿海开放城市试点,01年加入WTO,我们都是大力度、大尺度的开放。

  事实上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还非常多,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开放已经成功了。比如说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占了80%、90%,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开放不足。为什么中国基础要素成本过高?是跟竞争不充分有关的。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开放不足所带来的。

  我们要有开放自信,大家一定要留意,像中国、德国、日本,包括像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它是天然地受益于全球化的,受益于市场的一体化的和贸易的全球化的。

  第二,我们的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其实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政策从制定到传导,再到有效果,它是有时滞的。如果是想让政策立马见效,一定是力度过强了。美联储加息从营造预期到最后加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有一个跟企业的互动和适应期。

  第三,建议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现在对于财政政策我们有几个误区:

  1、把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人为地对立起来。改革是管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就管短期经济波动,为什么要把它对立起来?大家管的事不一样。长期的改革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2、上调明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我们现在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你究竟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如果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啊?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去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应该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3、有人说现在没有投资机会,很多都过剩了。中国现在人均GDP是美国的1/6都不到,我们怎么就没有投资潜力了呢?我们不仅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投资潜力,在高科技领域,像集成电路、半导体、发动机、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高科技领域都需要几百亿的大规模投资,我们可以自己投,也可以减税让企业去投,企业的投资潜力很大。不是我们没有投资潜力,是我们需要新思路。开放也会带来投资潜力,减税也会带来投资潜力,鼓舞企业家的信心也会带来长期的投资潜力。

  第四,对于货币金融政策,客观地讲,我们过去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阶段的成效,未来应该转向稳杠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杠杆的好坏。我们银行的表外和影子银行业务,它大量满足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能够从银行的表内拿到贷款,为什么要到表外去?为什么要绕一道?因为它拿不到。我们不能一刀切,银行的表外,我们通道包括影子银行业务确实有以钱炒钱的、监管套利的,我们要坚决打击。但是有些是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我们要进行区分,不能搞一刀切。现在的政策我觉得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调整完善了。

  最后一条建议,我们过去比较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对的,因为我们搞了40年的改革开放,大的方向,建设市场导向的、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战略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方法论上,我们要记住还有很多传统的智慧不能丢,关键就是6个字:渐进、增量、试点。因为它是符合人的认识论的,我们需要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找到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考虑顶层设计加上增量、渐进和试点。

  最后总结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中国在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上还有巨大的差距,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巨大的机会。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内容源自任泽平博士在2019年《财经》年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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