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人民币汇率有可能破“7”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连平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明显增强，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悲观情绪复苏，“破7”论再起。那么近期内人民币有可能破“七”吗？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看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宏观管理审慎、政策工具丰富、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合理均衡水平区间双向波动的可能性则较大。而人民币合理均衡水平是动态变化的，强调某个数值关口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告别单边走势，对美元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双向浮动的特征明显。2018年4月以来，受美元指数反弹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快贬值。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由4月2日的6.27贬值至10月18日的6.93，贬值幅度达10.4%。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阶段性地在较大区间内双向波动，但中间价整体维持在6.0~7.0的区间内运行，那么近期内人民币有可能破“七”吗？

　　一、人民币汇率总体上运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区间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评估报告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大体相符”。与此同时，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2017年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CFETS）指数为94.85，全年上涨0.0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阶段性双向浮动和弹性明显增强，有助于分化市场预期，发挥弹性汇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目前，外汇市场基本实现了供求均衡。在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双向波动和预期分化的环境下，企业、个人的涉外交易行为逐渐由单边转向多元，更多根据实际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结售汇，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明显好转，外汇市场供求趋向基本平衡。2017年，银行结售汇逆差1116亿美元，同比下降67%；涉外收付款逆差1245亿美元，同比下降59%。国际收支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由2016年的逆差4161亿美元，转为2017年顺差1486亿美元。201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基本维持在3.1万亿美元左右。2018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供求继续呈现自主平衡格局。2018年1-8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105亿美元。综合考虑即期、远期结售汇以及期权等影响因素，我国外汇供求向均衡状态收敛，处于基本平衡状态。

　　当前人民币汇率运行在6~7的区间，具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较为平稳，季度波动通常不超过0.1%，年度增速运行在6.7%~6.9%区间。就业状况良好。2018年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017年后，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态势。2018年以来经常项下顺差明显减少，但资本项下的状况总体上较为平稳，国际收支依然呈现顺差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长期资本流动呈现净流入的态势。民间对境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放缓，2017年较2016年下降超过三分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进一步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2018年1~8月累计同比增长6.1%。可见，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继续运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区间。美元兑1：6-7区间波动是有一系列基本面因素支撑的。

　　鉴于人民币汇率获得了基本面的支撑，加上当局采取了审慎的管理，2018年以来人民币的贬值程度仍处在可控范围，对美元贬值的幅度明显小于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和南非兰特均贬值了20%以上。

　　二、美元指数上行周期尚未结束

　　如果说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合理均衡汇率水平区间的制约，那么美元汇率的变动则是人民币汇率在区间内波动方向和幅度的决定因素。

　　2015年四季度后，美联储启动加息，逐步收缩量化宽松规模；而美元在预期因素影响下，先于加息走强；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等发展中国家货币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元走强表达了不满，加上2017年欧盟经济表现好于美国，美元遂走弱。然而特朗普的减税和基建等新经济政策，促进美国经济2018年回升力度加大，而欧日经济增速较慢，美元又获得进一步走强的动力。

　　美国名义GDP在世界名义GDP的比例变化是决定美元指数走势的最关键因素。欧元是美元指数中的第一大货币，占比57.6%，日元和英镑占比分别为13.6%和11.9%。因此，美元与这些货币之间的汇率主导了美元指数的走势。

　　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名义GDP占世界名义GDP的比例变化与美元指数走势高度相关。这是因为当美国经济增速较快时，美国的投资回报率就提高、利率水平则上升，这会导致全世界资本流向美国以寻求更高的收益，美元指数遂上行；反之则美元指数下行。国际收支变化、短期利率波动、市场避险情绪变化等可能导致美元汇率发生短期波动，甚至阶段性地偏离上述基本面的影响，但长期看美元指数还是会回归到这一基本面上来。

　　伴随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日经济相对偏弱，年内美元指数有可能会保持相对强劲。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稳步复苏，一季度美国GDP环比初值按年率增长2.3%，二季度进一步提高到4.1%，为2014年三季度以来最好水平，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三高；同时通胀水平不断攀升，6月CPI同比增长2.9%，创2012年2月来最大增幅；5、6月失业率分别为3.8%、4%，接近历史最低。

　　相比之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则相对偏弱，一季度欧元区实际GDP环比增长0.4%，较上一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日本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减少0.6%。美国经济向好态势可能在中短期内难以改变。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虽然稳定，但英国脱欧、意大利等国放松财政等有不利影响。受困于结构性改革难以迅速奏效和内需不足，日本经济在短期内难有起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7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美国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9%和2.7%；而欧元区经济的增长率预计从2017年的2.4%下降到2018年的2.2%，2019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9%；预计日本经济增长在2018年、2019年分别为1%和0.9%。美国经济相对其他经济体的较快增长将导致美国名义GDP在全球名义GDP中的比例上升，进而推高美元指数。

　　美联储加息保持现有节奏，而欧元区和日本则保持相对宽松货币政策，也将会给美元指数带来上行动力。尽管特朗普表达了对进一步加息的不满，但在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下降、通胀攀升的情况下，美联储仍会保持现有节奏落实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尽管近期美国通胀率已接近2%的目标，但目前没有确切迹象显示通胀率将加速上升，超过2%或引发经济过热。这说明美联储采取的渐进加息取得了成效。如果美国家庭收入和就业继续强劲增长，美联储进一步渐进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与之相反，欧洲央行维持主要再融资利率在0%不变，维持隔夜贷款利率在0.25%不变，维持隔夜存款利率在-0.40%不变，且将保持利率不变至少至2019年夏天。由于日本通货膨胀仍然远低于2%的目标，日本央行在短期内实质性的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与欧元区、日本货币政策的分化为美元指数上行提供支撑。

　　由美国挑起的国际贸易摩擦导致全球市场恐慌情绪上升，美元依然可能成为避险货币的首选。当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摩擦，世界其他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冲击。有分析认为，资金可能会涌向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避险货币。尽管贸易摩擦也会使美国经济遭遇冲击，但避险情绪上升却会推高美元指数。

　　今年以来，随着融资增速大幅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显现、信用违约事件增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国内货币政策逐步调整，定向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投放力度、用MLF资金定向扩大信贷投放等举措相继出台。近日当局就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大内需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行部署，这标志着宏观政策重心从去年以来的偏紧调节转向偏松调节，货币政策稳健偏松格局确立，流动性水平合理充裕，市场利率水平趋于下行。

　　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6%左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达约3.2%，二者之差已经从年初的约1.4个百分点收窄到约0.4个百分点，中美利差收窄可能使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承压。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宏观管理审慎、政策工具丰富、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合理均衡水平区间双向波动的可能性则较大。

　　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目前，汇率市场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考虑到外部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外汇市场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未来不应排斥所有形式的政策调节和干预。政策干预应努力驾驭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市场的基本因素，促进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弹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稳定。尤其是运用结构型和较为间接的工具，通过调节供求、成本和预期来有效影响汇率变动。

　　广义地看，货币当局和外汇管理部门调节汇率的方式涉及多个维度，包括调节供求关系（包括离在岸市场）、调整汇率机制、增减交易成本、直接参与交易、影响引导预期等。狭义上所谓的干预主要是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目前来看，当局运用的方式主要是平衡包括离在岸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增加交易成本、调整汇率形成机制和引导市场预期。在外汇形成机制方面，逆周期因子参数调整、收盘价和货币篮子的构成、汇率波动幅度等，都存在调整空间。

　　一个时期以来，当局已经退出了常态化的市场干预，未来不会轻易直接参与外汇交易。当然到了必要的时候，如汇率过度超调引发市场恐慌时，运用外汇储备进行适当干预也是合理的。当然，动用外汇储备对市场进行干预，必然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相应减少。这又会给市场带来当局干预能力削弱的印象，从而对汇率的进一步贬值带来担忧。因此，通常情况下不宜轻易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交易。一定规模且又稳定的外汇储备是汇率稳定的“压舱石”。

　　应该理性看待当局的调节和干预行为，关键要看调节和干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调节和干预是为了在逆向而动中获得某种竞争优势，比如，主动促进本国货币贬值，以扩大本国出口，那这种干预往往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但如果进行调节和干预是为了平稳市场，使得国际经济能在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中运行，这种调节和干预则无可非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汇率出现持续大幅度的波动并带来强烈的负面效应时，当局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对它进行干预。因为一国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尤其是重要国家的货币汇率，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对国际经济也是一种扰动，作为货币当局有责任保持市场平稳运行。

　　基本面对汇率的影响往往是从中长期角度着眼的。虽然在一定时期基本面因素并不支持一国货币贬值，但市场存在一系列组合性不利因素依然可能导致该国货币汇率短期内大幅下挫，甚至严重超调，从而对该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此时当局调节和干预汇率就有必要。当前，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外汇市场上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明显，人民币汇率短期内波动幅度偏大，非理性市场预期抬头，当局采取措施调节汇率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增加投机性交易成本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举措表明当局对于外汇市场波动的容忍是有底线的，向市场明确表达了政策导向。

　　在观察人民币贬值问题时，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其联动效应和不利影响。如果汇率大幅贬值与资本外流互相促进和互相加强，并带动国内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则会对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我国2015~2016年曾出现过有些类似的过程，此时宏观管理上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加以调节和干预。目前，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跨境资本流动基本稳定，没有太大变化；资本市场有些波动但波幅小于2015~2016年时期。这种状态下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的负面效应和经济运行的压力就相对有限；而经常项下的积极作用则会逐步显现。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会应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扩大汇率弹性。目前美国财政部发出报告，并不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而事实上相关数据都不支持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指控。2018年以来，人民币贬值10%左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变化、美联储加息压力和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近期人民币已无大幅贬值的空间。人民币合理均衡水平是动态变化的，强调某个数值关口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本文作者介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