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唐岫立
此次风险暴露的农商行地区性比较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的农业主产区，其工业不发达。农业主产区农商行不良贷款暴增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农村经济出了问题？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18年二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6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29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上升0.12个百分点。其中，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明显，由一季度末的3.26%上升到二季度末的4.29%。
而在此之前，贵阳农商行的不良率由2017年初的4.13%飙升至2017年末的19.54%，河南修武农商行不良率由4.5%升至20.74%等信息已经把农商行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两年，银行日子不好过、银行员工沦为金融民工甚至晕倒在办公区的说法屡上头条。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不仅是舆论关注焦点，更是监管部门工作重中之重。
2004年以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持续“双降”。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不仅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反而危中取机，全面快速发展，不仅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跻身世界大银行前列，中国银行业贷款质量也整体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平均水平。到2011年9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078亿元，不良贷款率0.9%，是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有规范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2011年四季度开始，不良贷款出现反弹并保持整体水平爬升趋势，不良贷款率在2%附近以下徘徊已久。银行不良贷款率2%，用国际通行标准衡量仍属于合理水平。
2008年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银行不良率均有较大幅度上升，美国银行不良率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升至5.4%的较高水平。但在2014年以后大多数国家银行不良率明显修复，截至2017年末，除了法国还保持3%以上，其他主要国家均降到1%左右（见下表）。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爬升趋势，早在银行开始大把赚钱的时候，央行与银监会就预料到了。
2009年开始，银行的效益变得特别好，利润大幅增长，与一片萧条的实体经济相比，显得一枝独秀。金融行业也成为薪酬最高的行业，2011年平均年收入8.1万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近2倍，接下来更是“芝麻开花年年高”。这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招人眼红，许多专家学者、其他行业管理者们纷纷建议，要“银行让利于企业”。
有几个数字报给大家：银行业总资产2008年是62万亿元，到2012年末是131万亿元，四年翻了一倍。再看贷款，每年新增贷款规模2005-2008年分别为1.8\3.15\3.96\4.2万亿元，2009-2012年分别为10.56\8.3\7.27\9.1万亿元。
很显然，银行业的高利润、员工的高薪酬主要是来自2008年11月开始的信贷大投放。不难想象，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而相应的管理水平、从业人员质量与数量无法相应同步增长，再加上抗危机的特殊时期，贷款准入管理条件有所放松，大量贷款以五至十年的期限进入非盈利，低盈利水平的地方基建项目，贷款质量问题及后续还款压力大的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那些年，监管部门政策上没有刻意打压银行业金融机构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而是大幅提高了商业银行拨备要求。因为：
第一，银行业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目前我国融资体系过度依赖银行业，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银行业保持较高的利润会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二，我国银行业改革尚在初期，银行业整体还不够强健，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管制放开、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等都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保持较高的利润储备；
第三，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能力还较为低下，信贷发放与管理中不审慎行为还较为普遍，从历史经验看，现阶段集中大量发放的贷款形成不良的可能性较大，银行业保持较高利润和拨备有利于增加抵补能力。
金融与实体企业不同，金融数字很容易操做。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交易额是实物交易额的十多倍，金融业务背离实体经济独自狂舞，严重偏离了金融数字是实物交易货币表现的基本概念。金融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关联度过高、业务层层嵌套，这些都是规模微不足道的美国次级贷款引发全球危机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银行机构也很厉害的，可以在3天之内做出1万亿的存款。月底冒出来，月初消失，存款大幅波动成为那几年货币信贷运行最大的特点，也成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最大困扰。
银行的另一个特点是利润实现在当下、风险却具有滞后性。商业银行员工薪酬都是与业绩挂钩的，所以商业银行做大规模、做大利润、隐藏不良肯定是有积极性的、也会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鉴于此，银监会提出了“对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和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行薪酬延期支付”的要求。大多数银行对分支机构管理层及信贷业务负责人也施行了信贷质量终身责任制。这一点，在率先暴发金融危机的温州有着充分体现，各商业银行在温州的分行行长们，不仅被罢官，大多都还要把前几年赚到的钱吐出来用以弥补自己任上形成的贷款损失。
不过，受欧美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温州，在其危机暴发后，当地的农商行（农村信用社）却独善其身，因为受到冲击的出口型制造业、贸易商等不涉及农商行（农信社），温州“三农”发展还是很稳定的。
此次风险暴露的农商行地区性比较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平均不良率前五的是贵州（19.54%）、河南（11.57%）、辽宁（4.95%）、山东（3.45%）和吉林（2.64%）。这些地区是我国的农业主产区，其工业不发达，当地城商行等以工商业为主要服务领域的商业银行发展不理想不奇怪，但农民一直是公认的信用最好的贷款客群。农业主产区农商行不良贷款暴增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农村经济出了问题？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全国人民的饭碗，这个现象值得业界关注并进一步了解。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高师，曾任职央行、银监会、商业银行、科技金融高管兼名校硕导)
责任编辑：谢海平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