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企业家的捐赠不应是硬性规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马亮　

　　企业家行善与否和向谁行善，是其本人的主观意志，外人根本没有妄加指责的权利。恰恰是企业家各不相同而又殊途同归的公益慈善活动，才让我们看到了缤纷多彩的企业社会责任。

马亮：企业家的捐赠不应是硬性规定

　　不久前，中国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捐赠15亿美元，用于保护濒危动物。原本一直低调行善和投身公益事业的何巧女，没成想此举经媒体披露后引发中国内外的轩然大波。国际评论一片赞许有加，而国内议论则毁誉参半。一些人质疑她为什么不把钱捐给中国的贫困山区，或者其他国内弱势群体，反而要把钱捐给国外。

　　这不禁让人回想到2016年底，盛大创始人陈天桥遭遇的类似非议。陈天桥以夫妇名义设立了一个总值10亿美元的基金会，用于支持脑科学研究，而首笔1亿美元捐款就给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这种“舍近求远”的公益之举，也被国内民众视为匪夷所思，纷纷认为陈天桥不热心祖国科技事业，反倒资助“不差钱”的美国高校。还有人指手画脚，谴责陈天桥没有把钱用于更值得扶助的贫困儿童等弱势群体。

　　民众之所以认为中国慈善家应该把捐赠用于国内，主要基于两点理由。首先，这些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发家致富的，赚的是中国人的钱。如果他们把钱用于公益慈善事业，也理应首先考虑中国的需求和问题，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其次，与这些企业家捐赠的国外对象相比，中国还有许多更加紧迫的问题和更加值得扶助的群体。企业家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而不是毫无目的地漫天散钱。但是，这些理由显然过于牵强附会，也有违公益慈善发自本心和无国界的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依次递进的修为和境界。将其机械的理解，就是不治国无以平天下。所以，也难怪许多人会期望企业家在国际行善之前，先为国内做公益。但是，这些对公益慈善的认识未免过于狭隘，也令“白求恩精神”难以再世。企业家通过合法经营而获得的利润，无论用于哪些方面，都是企业家可以自主决断的行为，绝不应该接受无端的道德绑架。企业家赚钱的来源和用途也不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为这是完全的私领域，而不应使用公领域的法则予以规制。

　　企业家行善与否和向谁行善，是其本人的主观意志，外人根本没有妄加指责的权利。恰恰是企业家各不相同而又殊途同归的公益慈善活动，才让我们看到了缤纷多彩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硬性规定企业家只能在国内或某些特定领域捐赠，反而会让企业家无法发自本心地热心公益和服务社会。因此，在人们非议企业家的捐赠“墙里开花墙外香”时，更加值得省思的是捐赠总比不捐赠要好，捐赠也比企业家挥霍浪费要好许多。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企业家捐赠的“走出去”，也暗合了中国的全球战略。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彰显大国的责任和风范，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等倡议会深得人心的原因所在。中国政府在亚非拉国家的巨额投资和捐赠，也是国家走出去的题中之义。所以，值得回味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表面上看企业家的捐赠用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但这未必不会令国人直接或间接受益。与其向自掏腰包的企业家“泼冷水”，作为纳税人的民众，更应该监督的是政府的钱用在了哪里。

　　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会选择向国外公益事业慷慨捐赠。这一方面同企业家本人的意愿和初衷有关，也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密不可分。之所以许多企业家不敢正大光明或大张旗鼓地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同他们怕露富和唯恐遭到非议不无关系。一旦某个企业家对外捐赠，就会被政府和社会各界“盯上”，成为人人眼中的“唐僧肉”。

　　在汶川地震后，许多企业被社会舆论“绑架”，推到风口浪尖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捐赠。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许多政府部门要求企业埋单，而企业也乐此不疲，因为可以反过来获得政府偏袒和支持。这种非正式的政商关系和幕后交易，不仅无法公开和接受监督，而且让公益慈善走样乃至异化。与此同时，国内尚未规范和完善的基金会运营模式，也让企业家对自己投入的资金去向和用途难以建立信心。

　　上述这些方面的社会陋见和制度隐患，不仅让一些原本想做慈善的企业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会让许多低调行善的企业家不敢从幕后走到台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公益慈善氛围，让企业家敢于、愿意和能够投身其中。与此同时，也应建立健全公益捐赠的税收减免和政府配套投资政策。一方面通过减税为企业家捐赠提供经济激励，另一方面也带动政府部门跟投，通过健康良性的政商关系带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