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燃起来，内需值得期待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2023年，压力与机遇并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但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近期公布2023年增长目标的万亿GDP城市基本将GDP增速定在5.5%-7%，大部分高于2022年实际增速，但低于2022年预期目标。

　　2023年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复苏格局是怎样的？扩内需应该着重投资还是消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哪些风险？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面临哪些有利因素和挑战？近年来被担忧的产业外迁压力是否会缓解？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

　　“2023年经济总体上呈现修复和回暖，全年增速可能达到5%或更高一些。”徐奇渊表示，不过考虑到2022年增速较低的基期因素，2023年还是要尽可能争取比5%更高一些的增速。

　　徐奇渊认为，2023年经济复苏将呈现出“内需表现强、外需相对弱”的格局：一方面，外需不容乐观，稳外贸压力可能会陡然上升，另一方面，内需在2023年的表现值得期待。

　　有关扩内需应该着重扩投资还是扩消费，徐奇渊表示，2023年需要更加重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经济重启修复的初期，也是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关键时期，相关政策在时间上要前置、在力度上要给足，要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点燃起来，推动形成良性循环。”

　　从全球来看，徐奇渊认为，预计大宗商品的价格总体上将回落，这对我国总体上是有利的，不过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即使出现回落也将处于过去五年中的相对高位。另外2023年全球贸易将明显走弱，我国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可能受到一定冲击。

　　此外，在谈到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部分产业链外迁问题时，徐奇渊表示，2023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也面临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跨国企业的投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更加谨慎的观望期。另外，由于美国国内高通胀率、劳动力工资大幅上升、汇率大幅升值等因素，美国2023年要进一步吸收产业回流的阻力将会明显上升。欧洲通胀率尤其是生产成本更是大幅高于中国，这种状态还要持续数年。从上述角度来看，接下来我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会有所缓和，可以说未来数年是我国巩固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好时机。

　　要尽可能争取比5%更高一些的增速

　　澎湃新闻：对2023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有何预测？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如何设定？通胀形势如何？

　　徐奇渊：2023年经济总体上呈现修复和回暖，全年增速可能达到5%或更高一些。但是要注意到2022年全年增速较低，所以2023年即使实现5%的增速，对应的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也只有4%左右，这显然低于我国长期潜在增速水平。因此还是要尽可能争取5%以上更高一些的增速。通胀方面，明年CPI通胀率应该仍在低于3%的水平。内需总体上在修复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压力，同时全球经济在较大范围面临衰退，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回落，这些因素使得国内的通胀压力不大。

　　澎湃新闻：经济复苏成为各界对2023年的期待，在您看来，2023年的经济复苏将呈现怎样的格局？哪些领域会加快复苏？哪些领域依然承压？

　　徐奇渊：2023年经济复苏将呈现出“内需表现强、外需相对弱”的格局。多年以来，外需持续超预期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不仅得益于外部需求的旺盛，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的持续提升。但是在2023年，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都将大幅下滑，甚至美欧主要央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衰退。这些因素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需环境不容乐观，预计外贸领域压力可能会陡然上升。WTO最新预测认为2023年的货物贸易量增速为1%，但是各大国际机构对明年的经济预测仍然在持续下调当中，贸易增速也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调。

　　不过内需在2023年的表现值得期待，尤其是被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2022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跌入零增长以下。但是社零受到拖累比较严重的月份主要集中在2022年的3月、4月、5月以及11月，其他月份表现尚可。因此预计在疫情防控政策经过科学调整之后，消费需求将会有比较显著的改善。随着消费需求本身的修复，以及一些鼓励、刺激消费政策的陆续出台，消费的恢复将会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就业预期和企业的投资预期，从而为内需持续企稳提供基础。

　　澎湃新闻：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扩内需政策应该着重扩投资还是扩消费？应该抓住哪些关键要素布局？

　　徐奇渊：关于扩投资还是扩消费，这个存在很多讨论，有不同观点。如果是长期分析框架，持续的经济增长靠的是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改革等。短期框架中，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消费、投资、出口的增长。在短期的需求框架、长期的供给框架中，投资处于两者的交集。所以投资增长是比较理想的，投资上升在短期增加了总需求，同时在长期增加了人均资本存量、增加了要素投入。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人的消费当中，也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甚至包括教育也是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投资。

　　所以要平衡好消费、投资的关系，只强调其中一个是片面的，片面的视角在很多国家都有教训。不能光强调两者的对立关系，更多要看到统一的关系。例如，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这也会带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所以消费、投资可以形成良性互动。鼓励、规范养老服务的消费，也会带动养老设施和机构的投资。

　　从2023年这一段时间来看，基建投资在2022年已经很“给力”了，房地产投资目前仍是低位回暖，因此2023年内需回暖过程中，最值得期待的还是消费，需要更加重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尽量减少疫情带来的“伤痕效应”，要抓住经济重启的窗口期，尽快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澎湃新闻：2023年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各类宏观政策的制定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徐奇渊：其一，消费恢复势头有可能不及预期。疫情持续3年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一定的“伤痕效应”，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下降，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因此消费恢复空间仍需观察。同时，由于外部需求不景气，外贸行业受影响较大，这也会影响到一部分就业和消费者信心。经济重启修复的初期，也是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关键时期，相关政策在时间上要前置、在力度上要给足，要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点燃起来，推动形成良性循环。

　　其二，地方政府债和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险释放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也很难指望房地产行业像过去一样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此过程中，建立房地产行业良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非常重要。相比之下，部分地方的政府债务的风险更值得关注。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本身来看，其主要问题在于期限结构不匹配和利率过高，导致偿付流动性出现问题。但是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和欧美不同，通常还是拥有大量资产的，但是关键在于资产转化为流动性存在一定问题，有的时候障碍不仅是市场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稳妥的试点和尝试，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结合起来，寻找一些创新解决方案。

　　同时，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倒逼之下，我们需要要从大局、从长远着眼，重新思考央地两级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和金融的关系、财政本身的功能和定位。正如“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我们需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同时，我们还需要跳出财政本身，从“大金融”的视角来看待财政。比如，国债发行不但是解决财政本身的收支平衡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构建成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增强人民币基础资产的流动性、扩大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未来数年是我国巩固产业链地位的好时机

　　澎湃新闻：您认为2023年工业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动力在哪里？

　　徐奇渊：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背景下，工业经济发展机会也可以结合发展、安全两个方向来进行观察。发展方面，从供给端来看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需求端来看，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费升级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其基本趋势已经确立。安全方面，产业链的“补短板”、“锻长板”对于我国十分重要。“补短板”方面，国产化是一个机会。另外，有的时候国产化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将会增强这个产品领域的竞争压力、带来“鲶鱼效应”，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市场垄断格局、大幅降低我国的引进、进口成本，这对于我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锻长板”方面，工业企业需要做专做精，在安心本业中做成这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在这些方面，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非常重要。例如中国商飞作为大飞机的制造商，其对于上游供应商甚至次级供应商会提出各种技术要求、或直接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并且能够将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技术集成、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商飞这类大企业的集成能力可以为上游供应商指明努力的方向和机会。

　　类似的，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的大型电商平台有个很有趣的职业角色——“小二”。“小二”并不属于特定的企业，但是他会同时对四、五家小微企业提供生产、管理咨询，对市场需求走向、产品升级方式、国外市场情况，甚至企业管理等方面给出各种有价值的建议。这些“小二”已经成功把很多小微企业扶植成为了具有一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上规模的企业。

　　所以除了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这些具体领域之外，我还看到了像大型集成平台带动、“小二”辅导带动这些机会和动力。这些积极因素将很好地推动中国工业、制造业实现升级转型。

　　澎湃新闻：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2023年有哪些有利因素和挑战？

　　徐奇渊：我国在2023年增长将明显快于其他国家。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将进一步显现。由于基期因素，2023年中国经济将明显强于去年，预计能够实现5%甚至更高的增速。而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则将大概率陷入衰退。美国增速可能达到1%左右，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甚至可能面临零增长、负增长。

　　2023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弱，而我国在很多领域的大宗商品消耗比较依赖于进口环节。因此，预计大宗商品的价格走低，将有利于我国产业链地位的相对巩固。

　　挑战方面，2023年全球贸易将明显走弱，尽管我国有望在全球贸易中维持较高的份额，但是由于全球贸易增速的显著走弱，我国出口贸易相关的制造业可能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在主要大国当中，我国的出口占GDP比例较高，因此我国受到全球贸易走弱的影响也会相对较大。

　　澎湃新闻：您之前曾提到，我们进入了新一轮产业外迁，在您看来，2023年产业外迁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徐奇渊：2023年全球面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同时将有一定可能伴随金融危机的风险。IMF总裁近期讲话也提到，2023年将有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陷入衰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也面临很大压力。在经济、金融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跨国企业的投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更加谨慎的观望期。

　　从美国本身来看，当前美国国内通胀率居于高位、劳动力工资大幅上升，同时美元指数大幅走强，这意味着美元实际汇率的升值幅度更大。同时美国国内的资金成本（利率）显著上升，而且什么时候回落形势也不明朗。在这些背景下，美国在2023年要进一步吸收产业回流的阻力将会有所上升。欧洲通胀率尤其是生产成本更是大幅高于中国，预计这种状态还要持续数年。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会有所缓和，可以说未来数年是我国巩固产业链地位的好时机。

　　澎湃新闻：您曾表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是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但也面临不确定性等问题，您觉得2023年这种不确定性会减少吗？2023年应该抓住哪些重点，才能吸引更多、更大比重的外资投资？

　　徐奇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并且提出了很多具体政策，具体包括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等。另外，在疫情防控政策的科学调整之后，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有序运转。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外资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会有明显改善。

　　近几个月以来，我国在大国外交中连续开创新的局面，我国的外部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改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恢复与外界各种渠道的友好交往，增进我国与其他各国的交流和理解，把我们的朋友做得多多的，改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理解。这实际上也是外资在中国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内容。

　　除了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之外，我们还需要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制度上为吸引外资提供保障。我们的舆论、民众也需要对外资企业更具有包容的心态，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当有胸襟、有气魄海纳百川，吸引全世界的建设性资源为我所用，真正实现互利共赢。美国作为汇聚了全世界移民的多元化社会，以及汇聚了全球资本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其开放的社会心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近些年来美国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但是这本身也是削弱美国长期发展潜力、甚至是削弱其立国之本的做法，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澎湃新闻：近来，许多政府组织企业包机出海，您觉得作用会有多大？应该避免哪些问题？企业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应该如何做好风险应对？

　　徐奇渊：当前，我国急需恢复与国际社会的日常交流，这时候政府组织企业主动出海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价值观”贸易的理念逐步流行起来。除美国以外，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反思要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加强对外交流，主动增信释疑，从而稳定和改善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开放是为了获得、利用更好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发展。企业包机出海洽谈只是为了订单、解决需求，而深化开放和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可以为我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等发展条件。我们需要营造良好的开放氛围，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各种渠道联系，与美国政府企图在全球经济中孤立我国的政策进行有效的周旋和斗争。

　　（文章原发于：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