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我国人口拐点的影响及产业机遇

2022年09月01日14:23    作者:技术研究部 刘金贺  

  今年8月1日,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党组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引起网络广泛关注。文章指出:“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官方第一次宣布我国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即每年的死亡人数将大于新增人口数。从我国历史人口结构的构成看,拐点的出现意味着我国人口总量今后若干年将逐年减少,同时人口结构上老龄化问题将日渐严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同一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的产业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我国人口增长的拐点将在今年出现,比此前普遍的预期平均要提早了10年的时间。现有人口结构的形成同我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人口政策的放松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出生率下滑的总体态势。

  从最近几年的数据趋势来看,国家卫健委报告中给出的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十四五’期间”还是相对保守的,如果时间再精确一点,可以说我国的人口拐点大概率在2022年年底就会出现。从去年的数据看,2021年我国的总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该年度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创下1949年以来的新低,新出生人口约1062万人,死亡人口约1014万人,两者仅相差48万人,已经十分接近。预计今年年底出生率和死亡率两条曲线将出现交叉,且从明年起出生率曲线将下穿到死亡率曲线以下。

  建国以来,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这一现象,只在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过一次,因此今年即将出现的第二次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此外,人口政策和出生率的趋势表明人口拐点的出现是迟早的问题,但当前人口拐点出现的时间比不少机构普遍的预期提前了约十年的时间。依照2019年中国社科院给出的预测,我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29年,峰值人口约14.4亿;而依照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报告,中国人口的峰值会出现在2031-2032年,峰值人口约14.6亿。

  自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人口政策以后,我国生育率水平在总体下行的态势下持续了近40年的时间。从出生率曲线的年限结构构成形状上看,当前生育的主力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而这一时间段恰好是生育率回升的阶段,由此判断,当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通道其实刚刚打开,未来若干年出生率受制于1990年到2010年间持续下滑的出生率,未来生育助力的基数进一步缩小,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必然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尽管政府出台了二胎三胎的调整政策,但从出生率的增长趋势来看,政策效果并不乐观。事实上,国家2016年1月1日开始完全放开二胎政策后,此后的5年到目前为止并未遏制住出生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为应对生育率降低等问题,2021年6月,国家再一次出台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胎的政策。然而,从近几年,尤其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后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上看,单纯地改变人口政策已经难以有效扭转出生率下滑的总体趋势,人口拐点的提早出现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除却前述人口政策这一主要因素外,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带来的婚育观念变化以及急剧攀升的婚育成本,均加快了人口拐点的到来。尽管国家针对性支持生育的政策不断出台,但能否抑制整体人口下行有待观察。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例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84个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低于2.1,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德国、意大利等国早已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在东亚文化圈内,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2021年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日本人口峰值出现在2010年的1.28亿人,此后便出现人口负增长,并在2020年创下百年来出生人口新低,到2021年降至1.25亿。

  而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便进入了低于国际标准2.1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时代。199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17,1991年降到2.01,此后我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近两年更是降至了1.3左右的水平,这同近年来适婚年龄的青年一代的婚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婚不育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相关研究显示,即便代际更替水平未来十年有所恢复,但也无法未来五十年扭转人口数量下滑的总体趋势。

  除却经济水平发展的因素外,当前制约我国人口生育率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养育成本的高企,阻碍了生育的积极性。事实上,过去5年多来人口政策的全面放松,不但没有带来生育增速的改善,反而持续下滑。当前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主要由被称为“新三座大山”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所主导,也有人戏称这三者为“最好的避孕药”。故人口生育政策的放开,如果没有配套的经济和养育支持等措施,还是难以扭转人口出生率下滑的总体趋势。8月中旬,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等17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从优生优育到保障婴幼儿家庭照护、从保障托育到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从强化住房和税收政策到保障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可以说全方位全链条的保障了生育的积极性。叠加近几年疫情的因素。

  从人口结构上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结构给我国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但辩证地看,针对老龄人口观念的变化为养老相关产业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到来时经济往往处在较为成熟的发达阶段,老龄化属于“先富后老”。而我国老龄化社会出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按照现在人口的增长结构,我国老龄化出现的时间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匹配,即出现了“未富先衰”的局面,这无疑使我们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从抚养比数据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2021年我国老龄人口(60岁以上)抚养比(即每一百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数)达到了20.8。老龄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约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就被认为是进入老龄化;超过14%被认为是进入深度老龄化。所以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衡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另一个观察指标是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所谓年龄中位数,是指以此数为分界线,全国高于和低于此年龄的人口数量各占一半。2022年,全球共有36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达到了40岁以上,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国、韩国、乌克兰和加拿大等,而我国年龄中位数是38.47岁,排名全球第47位,首次超过年龄中位数37.89岁的美国。而根据联合国今年7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的数据预估,到2050年我国的年龄中位数将达到50.72岁,在全球主要人口国家中的排名,上升到第5名。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则是家庭结构的脆弱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以来,意味着在0-40岁的人群中有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家庭,失独问题不仅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为养老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2021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有49416万户,其中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经计算,每户平均人口为2.62人,这一数字在2010年是还是3.10人,此次人口普查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家庭户平均人口跌破3,“三口之家”变“两口半”。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十分明显,像独生子女因病或事故死在父母前面带来的无人照料这类现象,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

  全球范围内,老龄社会和人口拐点的到来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和产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应相对不足的问题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冲击,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人口红利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冲击就更为明显。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对老龄人口观念的变化,同老龄化相关的产业却逐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发展进程看,世界范围内针对老龄人口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普遍观念是将老龄人口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90年代,“老年人也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观点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第三阶段则是在将老龄社会的到来看作新的发展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个体、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各个主体的共同参与,相关产业也随之得到稳步发展。

  从发展机遇上,老龄人口的逐年增多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巨大的市场空间。养老产业链条未来会随着大众观念的革新不断延伸,将从目前单一的基本养老服务产业逐步向制造业、房地产业、住宿业、餐饮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教育业乃至金融、信息技术和建筑等多个行业领域渗透,如未来同养老相关的保健服务产业(如老年用品等)、娱乐服务产业(如老年特色旅游等)、老年继续教育产业以及老年理财规划、保险规划等养老金融服务产业,均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党和政府为老龄产业的发展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配套政策。如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以及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领域给予了明确指引。2021年12月30日,国务院再次出台了《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对养老服务体系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建设和发展给出了操作性更强的具体规划,为我国养老产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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