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二元体制 赋能经济增长

　　改革二元体制 赋能经济增长

　　——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22年宏观经济展望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周天勇 许文立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的结果。

　　一、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文简称GDP）全年同比增速为8.1%，较上年同期2.3%大幅提高了5.8个百分点，且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突破11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18.3%、7.9%、4.9%和4.0%。第一季度的超高速增长主要由于低基数效应和经济复苏所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则随局部疫情汛情、能源价格上行和工业限电限产影响大幅放缓，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持续回落，较三季度增速下降了0.9个百分点。四个季度的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9%、5.5%、4.9%、5.2%，其中，四季度经济两年平均增长率比三季度提高，这反映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体而言，国内经济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逐渐有序复苏，经济增速逐渐向疫情前长期平均水平靠拢，但修复速度年内边际放缓。

　　从需求层面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2.5%，较上年上升了16.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为3.9%。扣除价格因素，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实际增长10.7%。主要受餐饮收入大幅回升拉动，商品零售相对而言回升较缓。1-12月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11.8%和18.6%。但需要注意的是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全年基本处于增速下降趋势，其中，餐饮收入12月下降了2.2%。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支撑国民经济稳定恢复。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国民经济稳定恢复的主要动力。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中，四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5.3%，拉动GDP增长3.4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2021年一、二、三产GDP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7.1%、8.2%和8.2%，第二、三产业GDP累计同比增速增幅最大。但是，就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来看，第一、二、三产业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4%、2.5%和4.6%。这是由于今年局部散点疫情控制较去年下半年更为有效，因此农业、服务业复苏水平更为平稳，能源价格上涨和工业限电限产对第二产业的冲击则更为严峻。

　　企业家预期和银行家预期全年总体呈下降趋势。企业家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127.8的高位回落至第三季度120.9，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全年在“枯荣线”水平上下波动，3月强势提升至51.9后逐渐下行，在51.0左右震动，但整体高于“枯荣线”，9-10月制造业PMI跌破“枯荣线”，分别为49.6、49.2，11-12月又回升至50.1和50.3，略高于“枯荣线”。除8月份外，全年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高于“枯荣线”，且 1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恢复步伐加快。

　　重点关键领域保持较快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22.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7.3个百分点。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2%，明显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3.6%。

　　总之，虽然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0%，但仍高于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下称课题组）3.95%的模型预测值。同时，四季度两年平均增速5.2%也与课题组5.21%的模型预测值基本一致。虽然全年同比增长8.1%，略低于课题组预测的全年同比增速8.33%，但仍与6%以上的预期目标高出不少。课题组认为，面临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没有变，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不断涌现。

　　二、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课题组认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宏观经济可能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需求侧，消费增长疲软，房地产和旧基建拉动投资不可持续，外需高速增长难以持续。消费方面，全年局部散点疫情频发冲击助长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性情绪和避险情绪，工业企业和服务业恢复不及预期，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这些因素均导致年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疲软。投资方面，全年累计增速为2014年至新冠疫情前最低水平。尽管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基建，但未来仍应兼顾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与经济增长。外需面临奥密克戎疫情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对我国资本外流和外汇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供给侧，地方政府的双碳政策落实节奏不当以及能源价格上涨致使供给受限，芯片受限提示产业结构升级应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地方政府“运动式”减排，部分地区“一刀切”限制煤炭开采，叠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大增，中下游企业利润承压。另一方面，今年美国等发达国家收紧了对我国芯片的供应，致使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和汽车制造业增速明显放缓，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在外部环境，国际主要经济体疫情卷土重来，以及货币政策转向，提高不确定性。虽然，202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9%，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其中，四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6.4%，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但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欧美主要流行毒株，因此，新冠疫情使得国外市场需求在第二季度小幅回暖的前提下进一步走弱。疫情的持续蔓延未来可能还会使得国际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降低国外市场需求。并且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欧美发达国家通胀高企，货币政策收紧已经渐行渐近，外加国际主要经济体疫情蔓延都可能提高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防范风险方面，重点关注疫情反复风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21年，我国疫苗接种有序推进，但新冠病毒变种毒株疫情的肆虐对防范边境口岸输入性疫情风险和局部散点聚集性疫情风险带来了严峻挑战，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及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和城投债务的监管政策不断收紧，但部分大型房地产企业和国企暴雷事件说明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隐性债务风险问题愈发严峻。

　　总之，我国经济面临着多重挑战，但课题组认为，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短期政策操作空间较大，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较足。基于此，课题组也利用国际前沿的、具有中国经济特征的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了2022年经济增长，即2022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17%、5.07%、5.45%和5.98%，全年增速为5.22%。这一预测结果略高于世界银行对我国2022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也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数据。

　　三、改革红利是长期增长潜力重要源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课题组基于长期的理论研究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从长期增长动力来看，课题组通过梳理和总结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逻辑发现，改革是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中国到现在为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仍在进行中。一方面，从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另一方面，为了指导东欧各国、独联体各国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转轨经济学——这些国家是“瞬时”转轨，转型时间较短，这些“快餐式”的经济学，从理念、逻辑和方法等方面，流派较多、方法各异，可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逻辑一致的体系。相反，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1-2-1”改革——先从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计划体制逐步收缩、市场化范围逐步扩大，然后现在处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二元体制胶着阶段，最后可能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也就是说，中国正在进行结构转型，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同时也正在进行体制转轨，从计划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即中国是一个“双二元转型”的国家。

　　从中国经济改革顺序来看，首先是产品市场化改革，比如乡镇企业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向居民出售，国有企业产品的一部分也可以在市场自由出售，计划内和计划外调拨也可交易，而且为了适应产品市场改革，它们的价格也实行双轨制；其次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是资金拨改贷，建立资本市场，资金市场化改革，二是农民工外出务工，国有企事业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力要素市场化，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无偿划拨改革为有偿出让，但是仅政府出让部分市场化，范围较狭窄，而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基本没有农村和城镇土地竞争性的一级和二级市场。再次是资产债务市场化改革，虽然城镇住宅、商业楼和办公楼实现了资产化，但农村住宅和土地不是资产。

　　渐近改革、不同阶段和先后顺序，形成了中国二元体制变迁的过程。制度改革与体制扭曲纠正一直贯穿着中国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全过程，而传统发展理论又忽略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纠正体制扭曲所释放的要素体制剩余。课题组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二元体制经济学”就是基于我国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提炼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来驱动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二元体制存在着计划行政与竞争市场间的扭曲。在二元体制中，有一些二元体制扭曲会被大量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通过其动机和行为去得以纠正。例如，为了纠正二元体制中户籍管制、信贷歧视、土地不能交易等一些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以达到农民工获得务工工资、民营企业得到利润以及土地贡献地租的目的，主要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暂住务工、国有企业将从银行贷到的资金转贷到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利用的土地生产销售产品等。如果影响各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扭曲得到了纠正，就会减少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同时，也有非常多的体制扭曲不能被纠正。例如，农村土地不让市场交易是一种扭曲，但农民本可以创业办一个乡镇企业，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组合，形成生产力，生产商品，到市场上销售，实际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市场化，形成了投入和产出。但是，由于农村土地计划配置、征用体制、用途管制、规划管理等，没有用地指标、土地被政府征走、不能改变用途、没有建设权和交易权。农民变通建设的工厂，以违法违规建筑拆除了，其劳动力与土地不能组合形成生产力，没有产品到市场上去销售。这就是土地不能市场交易配置这一扭曲，不能被追求经济利益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所纠正。因此，二元体制扭曲是二元体制经济的一个常态。我们将这一经济分析理论称为“二元体制经济学”。

　　转轨国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它也成了“二元体制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经济学概念。体制性剩余的剩余和发展经济学中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剩余含义类似但也存在区别。体制性剩余主要是指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冗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不能完全调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而这是由体制扭曲和摩擦所造成的。市场化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之差。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这种冗余造成了极大的资源闲置，没有发挥潜在的经济增长作用。由于它们是要素闲置低利用、体制性需求匮乏和相对于债务的资产短缺，如果对其分别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会有经济增长、需求扩大和资产供给潜能。因此，这些体制性剩余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蓄水池”。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