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持与社保基金挂钩已经成为当前股市议论的焦点。这种“挂钩”的做法，让大家无法把减持的讨论深入进行下去，好象谁要求低价减持，谁就是不关心广大职工利益。其实解决社保基金缺口可以通过多方面筹资，不能只依靠股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路呢？实际上这是“证券市场为国营企业服务”的延续，从为国企服务到为社保基金筹资，我们的股市已经偏离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经济学家董辅礽指出：

　　“国有股减持是必要的，但减持不能主要为了充实社保基金，而应侧重于降低国有股的比重，进而使国有企业得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国有股减持的收入也不能只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如用于偿还退出的企业所欠银行的债务以及安置企业的职工等。”(《国有股管理改革的三个步骤》《证券日报》2001年12月3日)

　　“中国股市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应运而生的，是作为国企改革中股份制的必然产物，甚至可以看作是国企改革的副产品。基于这样一种定位，中国股市便产生了奇特的现象：让经营困难的企业优先上市筹集资金帮助企业脱离苦海，而质地优良的国企则成为上市的次要考虑者。这种逻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和业绩上佳的企业相比，困难企业更需要资金、更需要优先发展。由于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这就给市场之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用历史的眼光看股市》2001年12月4日《解放日报》)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的功能是通过资本流动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利于最能发挥效益的企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资本流动的过程中，效益好的国营企业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资金的支持，同时其他类型效益好的企业也应该得到必需的资金。如果把股市的功能说成是为国企服务，甚至只重视股市的筹资功能，而忽略了上市公司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回报股东，那就会把股市当作圈钱的场所。自1990年的“8年以来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了3640亿的发展资金，使工业类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6%(《人民日报》1999年6月16日)1999年又为上市公司筹集了773亿元。2000年，通过发行新股、增发股份和配股,共募集资金1548.86亿元。2001年，共募集资金1192..22亿元。

　　可是我们那些以国有股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又干了些什么？自95年起业绩逐步下降，到98年已有80家公司亏损，99年和2000年中期仍然保持这个记录，已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10—8%。ST、PT公司有增无减速，一些刚上市一年的公司就亏损。而从99年公布98年业绩报告以来，“不分配、不转赠、配股价XX”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些公司配完了股就亏损，被市场人士讽刺为“一配就死”。这种种现象合乎“资源的合理流通与配置”吗？难道那些亏损公司不是大量地浪费宝贵的社会资金吗？

　　难怪一些的经济学家尖锐地说：“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方针，使股市成为为国企脱困服务的工具；多数上市公司企业制度不规范，上市只是为了圈钱；高市盈率和低成长性使多数股票缺乏投资价值；操纵市场、内线交易、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吴敬琏评点中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就难担重任》《上海证券报》5月19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我们接触许多股民的时候，他们说，多年以来我们为国企改革服务，为上市公司服务，为ST公司服务，为PT公司服务，为券商服务，为股评家服务.....，但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只希望上市公司能提高业绩，只希望股市能真正实现“三公原则”。听了这些话，难道不该想一想，我们的大多数上市公司究竟给了股民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对国有股减持与社保基金挂钩的做法进行认真的反思：

　　第一，减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与社保基金究竟有什么必然的有机的关系呢？难道充实了社保基金，就能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吗？

　　第二，为了给社保基金多筹资，10%的国有股与新股发行捆绑销售，成为股市下跌的导火线。有人却说“可口可乐在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中就是20元一罐，在超市就是2元一罐。两种价格都是公平的。”现在由证券研究机构整理和评估的八类方案中，把“折让配售方案”，被排在八个方案第一的明显位置。这个方案的程序是:经股东大会决定先拿出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一部分，向全体投资者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发售，结果产生“全流通价格”。然后再由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拿出一部分，以配股或送股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这个方案绕来绕去，强调向“全体投资者”竞价发售，想方设法让是不持有这种股票的投资基金和一般法人、战略投资者都可以参加。实际上一开始是把持有股票的老股东甩在一边，这种做法公平吗？

　　第三，有人说，减持国有股筹集的资金划归社保基金，然后再回到股市，可以增加更多的资金，说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甚至搬用国外证券市场的例子说明这种“模式”，却忘记了在我们这个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实践中却是中石化套住了社保基金，直接损失达3个亿，难道掌管社会性保基金的人真的不知道中石化在香港市场和上海市场的巨大差价存在着风险吗？在我们的股市上给投资基金优先配售新股时引用“国际惯例”，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时，引用“国际惯例”，宣传“市场化”时引用“国际惯例”，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又引用“国际惯例”，我们不禁要问“国际惯例”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用得着就拿来，用不着就放在一边。

　　最后，要说清楚：我们并不是反对充实社保基金，充实社保基金可以有多种途径，减持国有股筹集的资金，可以用于充实社保基金，也可以用于开发大西北。但是把国有股减与充实社会性保基金硬性挂钩，偏离了减持国有股是为了改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大方向，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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