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文

　　五六年前，有“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的顺口溜，这仅仅是指民间资金往国有企业那儿流。现在看来，则是股市的整个机制在财政化和“公家化”，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相“复辟”

　　一年多前，我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对近一年的股市进行了观察和思考后，现在我可以对当时的直觉作些解释了。中国股市建立伊始，虽然也有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但总体上是个“体制外”的东西。市场由无数的所谓散户、民间资本大户和投资者构成，有着非常“不计划经济”的成分。所以，尽管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但投资者的民营化和民间化，保证了它有着充分的市场性。可是，随着券商尤其是基金的大规模扩容，我们很容易发现市场的投资者“公家化”了，如果不是说国有化的话。也就是说，此“机构”非海外市场的“机构”，就像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不是一回事，前者至今带有国家财政的意味。这些所谓“公家”机构，是不能像真正的市场化的投资机构那样为自己负责的。2001年股市大跌，包括“私募基金”在内的民间资本损失惨重，照理来说，券商和基金亦是如此，但有关方面却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政策倾斜明显。这与过去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一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最后两者的钱财是一笔糊涂账。最近，有关部门又为基金申购新股“开小灶”，引来市场一片哗然。认购新股纯粹是碰运气的事，现在人为地把一大块运气割让给基金，于情于理都不通，至少人们会质疑基金收取管理费是否合适。不过，有关部门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目前基金最大的投资者是那些不能直接入市的保险公司等机构，它们也是国有，也是亏不得的。而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最后只会让这些“公家”全面占领市场，股市最终彻底国有化，股市变成了一家大的国有银行。五六年前，有“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的顺口溜，这仅仅是指民间资金往国有企业那儿流。现在看来，则是股市的整个机制在财政化和“公家化”，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相“复辟”。明乎此，我们就会对近来许多“市场化”的举措及其效果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只不过是市场化的技术而已。如果这些技术是针对越来越退化的“市场”使用的，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很怀疑中国股市这样下去会变成结构性的泡沫市，它不是肇因于那些带有赌徒或冒险心态的民间资本的过度投机，而是由看似很市场很理性但实际上却无法负责的机构“公家”造成的。挤出了泡沫，也挤出了民间资本，挤出了市场力量，这个局面大可玩味。面对一个看似在进化、实质上却是退化的市场，我们很担心呼之欲出的期货指数之类的衍生产品的命运。我建议向新加坡学习，应首先将其他地区的现货市场作为标的物。其实，中国足球彩票以意甲英超作为对象，已有先例。面对不亚于中国足球诚信环境的深沪股市，加之手心手背都是肉、谁都输不起的“公家”机构，较好的办法是找海外市场作为标的物，免得到时既频频修改规则，又将现货市场搅翻了天。当然有人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股市不是彩票，期货市场的基础怎能控制在别国手里？这又如何实现期市的功能？我的回答是，在初期，海外市场如美国市场还不至于为了这么点中国期指利益，把自己的市场搞乱。期指成熟了再选国内品种也不迟。至于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对于期货指数而言是个理论假设，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中国股市上这个功能能否发挥更是个大大的悬念。最后，谈谈仍是股市一大热门的公司治理结构。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青木昌彦来华讲学，并推介自己的新书《比较制度分析》。我在上海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众所周知，青木昌彦是“内部人控制”概念的提出者，所以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式的MBO”是否属“内部人控制”。他则反问，这些MBO人士是向市场买还是在“在市场之外”买？我说是后者，青木昌彦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内部人控制。

　　青木昌彦许多见解也有意思，比如他把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重要性与以往美国和日本的两大模式相提并论，并指出硅谷模式与日本的主办银行模式有相似性，但风险投资商对公司的支持不仅是资金上的，更是技术上的。

　　另外，青木昌彦并没有把公司治理结构抬高到不切实际的地位。他以为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准则一样，更多的是公司的一种保健品，且成效如何往往要事后才能发觉。所以，真正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单单是能“消极”地解决公司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问题，更要对公司的重要决策发挥影响力。总之，企业的绩效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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