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拿进了10个亿，右手却付出去100个亿，谁都看得出这是个蚀本买卖。

　　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7月25日至9月30日，共有15家企业发行新股并按10%的比例“捆绑”减持国有股。投资者的普遍心态是“惹不起躲得起”，上证指数在短短4个月内从2245点毫无反弹地跌至1500点以下，出现了自1999年5.19行情以来最大深幅的下挫。

　　据统计，3个月来国家累计从国有股“捆绑”减持中套现不足10亿元，但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市值整整跌去3000亿元，导致国有股实际贬值；此外，交易清淡导致印花税大大“减产”，今年前9个月股票交易印花税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多亿元。

　　10月2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紧急叫停。政府开始直面市场的质疑。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向各界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无论“诸葛亮”还是“臭皮匠”，谁都可以献计献策。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广泛征求民意的、自下而上的政府决策机制。

　　旁白：农民兄弟也有份

　　正当一群人围着桌子讨论新的蛋糕分配方案时，突然冒出了另一个声音：“且慢！这只蛋糕是你们的吗？”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青年学者余南平冷不防提醒大伙：墙角边还站着个农民兄弟，别忘了这只蛋糕也有他的份。

　　余南平说，人们一般总以为国有股是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的财富当然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可不是么，建国几十年来，国家或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全部计为企业利润，并被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的方式创立的。而这些资本，农民自然也有一份——做蛋糕的原料，有不少本来就属于农民。

　　此外，根据统计，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多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隐蔽方式，从农业中拿走近6000亿元，平均每年为200到300亿元，这些资金成为工业发展、城市进步的宝贵血液。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长期“失血”是一个重要原因——蛋糕是怎么做成的？农民兄弟可是出过大力的。

　　余南平认为，国有股中农民究竟占了多少，这笔账也许谁也算不清。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确认，那就是农民可以、也应该来分这只蛋糕。这样一来，用减持国有股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做法是否妥当，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减持办法》第一条就写着：“为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开拓社会保障资金新的筹资渠道，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办法。”而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城镇初步形成了以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基金的现实受益人是城镇居民。事实上，专家们指出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基金缺口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2000年基金缺口达357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后25年基金缺口累计有1.8万亿左右，平均每年700亿左右，相当于财政收入的5%。而这些基金，至少大部分是用于城镇居民的。

　　“国有股减持必须走立法程序，”余南平说。他认为，农民兄弟尽管现在没有嚷嚷不公平，但不见得心里没想法，以后想清楚了可能想法会更多。更何况加入WTO以后中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农民也正是用钱的时候。所以，减持国有股获得的这笔钱用在哪里，怎么用，应该由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商量着办。

　　去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立法法》。这项法律的第八条规定，有关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来规定。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国务院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当国务院行使人民的意志时，从法理上说应该有全国人大的授权。余南平认为，国有股减持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都涉及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应上升到立法层面，目前只有行政部门的一个《暂行办法》似乎说不过去。他说，如此重大的事项，可能需要人大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让农民兄弟的代表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角色：有点像猪八戒照镜子

　　我们没有听到多少农民的声音，而几乎每个股民都在嚷嚷着自己的“受伤”。

　　11月15日的“中国入世网上峰会”，经济学家萧灼基说得很直白：“过去老说企业圈钱，这个办法(指减持办法)是政府圈钱。所以都有意见了。”

　　经济学家董辅礽说：“以前国有股是一元钱转成的股，买流通股的股民都是十几倍、几十倍买的，你一块钱买进来，一下子就卖几十元，老百姓就不干了，政府本身做得就不对，所以政府就应该有勇气纠正这个错误，政府确实有这个勇气，我们也很高兴。”

　　倒是证监会顾问梁定邦出来为政府说了几句话。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他指出，国有股减持未必就是股市大跌的最主要原因，银行查处违规资金(逼仓)的作用也许更直接一些。他说，那些钱(减持国有股筹集的资金)不是给自己的(官员)，钱是给大家的；对政府来说，越高的价格是越好的，为人民在市场变卖资产，变卖价格是越高越好。

　　梁定邦说的没错，本来就是“我”(人民)的东西，卖的价钱越高，“我”应该越高兴才是；不过，如果又是让“我”自己掏钱买下它，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在这个令人头疼的“连环套”里，搞清每个人的角色，确定让谁来制定游戏规则，是开始玩和玩得开心的前提条件。

　　角色实在是复杂。《减持办法》第三条说：“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股所有权。”第七条又说：“减持国有股由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实施。部际联席会议由财政部负责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确定减持国有股的筹资计划和定价原则，研究解决国有股减持筹资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问题。”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证监会主席周小川10月12日在深圳高交会专题演讲时的一番话。他说，国有股减持的方向是对的，具体做法可以不断地改进，但这不是证监会所能决定的，证监会在这方面只起到一定的作用。解决国有股问题主要是由国有股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的。这个“掌握者”应该就是指的国务院，或者就是那个可以作出决定的财政部等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

　　一些专家对这样的角色安排表示不同意见。闽发证券副总裁许章迅认为，“部际联席会议”尴尬地扮演了双重角色。作为市场的监管者，“部际联席会议”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部际联席会议”又是市场的参与者。“双面人”的后果就是直接妨碍了国有股减持政策设计的公开、公平、公正。此外，既然“管理层”并非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而是多层次、多部门、由多个独立实体组合而成，它是否具有统一的理性就很令人怀疑了。

　　既然裁判上场比赛难免会坏了规矩，何妨交出哨子，专心做个选手？由人大来制定规则、监督赛程，角色的尴尬也许就能迎刃而解，老百姓也会心服口服。

　　本刊记者/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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