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财经》年度特别话题：药价之谜(9)

　　招标与“死标”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政降价与招标采购等手段，正走入左右为难之局

　　2005年1月-9月全国销售和利润排行榜显示，以销售收入看，第一名天津制药集团为84亿元，第二名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77.6亿元，第三名哈药集团有限公司68亿元，第四名 华北制药集团54亿元。外资企业中排在第一位的西安杨森，销售额只有23亿元。以利润而计，第一名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6.6亿元，第二名哈药集团有限公司5亿元，第三名中美史克2.8亿元，第四名西安杨森2.4亿元，销售额排在第四名的华北制药集团连前20名都没进。

　　实际上，发改委的17次降价对石药、华药这类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大。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这些药厂生产的头孢他啶、头孢曲松等药品早在降价前的农村市场价格，就已经远远低于降价后的价格。

　　降价对于外资药厂的利润有影响，但影响也不会太大，主要是因为国家在降低了其单独定价的药品价格时，也降低了同类药品的市场价格，它还能维持相对的竞争优势。例如，礼来公司生产的力复乐牌0.75克头孢呋辛钠的最高零售价格由原来的49.6元/支降为37.2元/支，下降了12.4元。这无疑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医院各环节的推广费用也受到影响，但是在更高价的新药出现之前，一般不会影响其销售。

　　真正受冲击最大的，是一些主打二三线城市市场的国有、民营、合资药企。这些企业的

药品降价幅度最大，利润空间和推广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加上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自主创新成分，可替代性极高，销量将受到巨大冲击。

　　更重要的是，降价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城市市场。一些原来占据城市市场的抗生素因降价变为“普药”，价格下跌后会被迫转向农村市场；而由于中国审批新药程序宽松、耗时不长，城市市场通常会被新出现的单独定价药品占领。

　　在扭曲的药品定价机制下，发改委的多次降价对制约“单独定价”的高价药收效甚微，却令目录内的低价药几无利润。以青霉素为例，生产企业一支利润仅两分钱。由于廉价的青霉素很难预留用于推广的利润空间，因此基本在城市大医院中消失了。

　　畸形产业链滋生的投机心理，使药品企业很少投入自主创新药的研发，对仿制药的重复投入，使医药产业的整体利润被一再压低。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12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仅诺氟沙星就有上千家企业生产。

　　有消息称，发改委第17次降价措施后，现在正计划收回包括常用药和非常用药在内的全部处方药的定价。但业内对于这一尚在酝酿中的行动是否有意义，普遍表示质疑。因为中国

药价虚高的症结并不是出在一般的政府定价产品上，而是由于单独定价、新药审批中的制度漏洞，与现有医药的生态环境相辅相成，构建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如果不能有效打破这条利益链，则政府控制再多的药价，收紧再多权力也于事无补。

　　与此同时，卫生部也陆续推出各种措施，力图加强对医药灰色渠道的监管。在药品流通最混乱的1999年，国家在一些地区率先开展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一年后全面推广。所谓医药招标，即公开一定范围内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采购条件和要求，由众多医药生产企业或医药经营代理企业参加投标，按质量、价格比优化的原则选择交易对象。

　　药品招标的最初目的是挤掉药价虚高的水分，降低药价。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尽管实行了招标制，青霉素、阿莫西林等低价抗生素每次均能中标，却仍然无法进入大中城市市场。“青霉素及阿莫西林在北京市场已经消失了好几年了。实行招标制后也未能回归。”一位药剂师告诉《财经》，“原因是，招标只是决定哪些药可以进入这一地区的医院，并不能限制医院必须使用中标后的药物。”

　　由于抗生素种类繁多，同一类药品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规格。根据《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不同规格不同种类的药品在竞标中是分别比较的。因此，“医院有很大的空间，选择疗效相当的其他中标产品。对于无法预留出‘推广费’的低价药，医院完全可以不使用，这种中标后，却仍然无法进入医院市场的现象，业内称为‘死标’。”

　　为了避免成为“死标”，即使中标后，医药代表仍需继续贿赂医院各环节，药品在医院流通环节中的各级加价并没有任何减少，只是原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

　　长期担任医药代表的张新向《财经》介绍，在招标过程中，一些企业或销售公司老总亲自出马公关，底层医药代表在进药过程中的作用大为降低，重点要做的是科室主任和药剂科主任的工作。

　　招标制推出前，进入医院的药品种类繁杂，往往价格越高越受欢迎。招标制后，至少在同一种类同一规格的药品中，只有价格最低的才能进入医院市场，相应降低了一些药品的推广费；同时，缓解了同类药品之间恶性竞争，使医药代表的收入有所下降。但是，企业在招标中的公关费和手续费，同样被计入了药品成本。此消彼长，招标对降低药价的作用并不明显。

　　2004年3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13家行业协会在杭州召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研讨会。13家行业协会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是：五年来药品招标采购工作弊多利少，未能实现“让利患者”的最初目标，医药企业却付出了很大代价。

　　“过去药企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一个环节没有疏通，即使中了标也是白搭，可谓‘旧弊未除，又添新病。’”在刚刚结束的卫生经济学会年会上，一家医院的代表如此说。

　　今年9月，卫生部为改变医院“以药补医”的机制，缓解患者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又开始酝酿医疗费用的“四降一升”，并计划于明年初在江苏无锡、广西南宁等四地展开试点。

　　所谓“四降一升”指的是，降低今后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中的药品价格、医院药品批零差率、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高值医用耗材费用，同时提升技术劳务费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政策是，施行已久的国家对医疗机构的变相补贴政策——15%的药品加价将全部取消，这意味着医院将无法直接从买卖药品中攫取利润。

　　这一政策对于许多中小医院来说，将是一大考验。以北京为例，全市600家医疗机构中，480家为中小医院。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药品收入，大概占到全部收入的60%。取消药品加价后，医院纯利润减少了10%左右，如果财政方面没有任何补偿配套措施，不少小医院将入不敷出。据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估算，取消药品加价将使整个医院行业一年少赚332.44亿元。

　　从降价、招标到取消加价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走入左右为难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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