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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快速增长发展着，以致于有世界经济学者惊呼：全球经济的未来要看中国！但是，同样是人口大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来却成为中国要面临的一个全新的竞争伙伴。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1/3还要多。中国现在号称世界工厂，希望成为世界研发中心；印度则号称世界办公室，并希望成为世界头脑中心。中国
有硬件的优势；印度有软件的优势。中国民营经济仅有20多年历史；印度民营经济已有100多年历史。中国人会说英语的不多；印度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中国有20多年开放历史，缺少国际化经验；印度有100多年国际化历史，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黄亚生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塔尼·康纳(Tarun Khanna)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未来属于印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学者对此众说纷纭。中国社科院的黄平教授特别为本刊撰稿，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十年后，印度可期？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中国在出口方面的赫赫战绩使数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也吓坏了全球各地的生产商和工人——这当中不仅有美国，也包括从马来西亚到墨西哥再到西班牙等其他生产国。
相比之下，尽管印度的呼叫中心、软件公司和制药业引人瞩目，但该国却被视为不那么成功的经济体，其作为竞争者的威胁力也不那么大。中国社会秩序井然，民众遵纪守法，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道路也随处可见，贫困程度低于印度，经济增长也更为迅猛。印度拥有什么呢？民主政体，混乱的秩序，落后的通讯设备和交通状况，更多的穷人，更慢的经济增长。
但现在有两名学者却提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那就是：未来属于印度。这二人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名生于中国的政治学家黄亚生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一名生于印度的教授塔尼·康纳(Tarun Khanna)。
在中国的成功和国际声誉背后，是外商在该国工厂、建筑和机械设备方面的巨大投资。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十倍以上，原因之一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富有，他们是中国得天独厚的投资来源。中国也欢迎外国公司进入，部分是为防止形成自己的资本家阶级。Tarun Khanna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中国欢迎跨国公司，以使国内企业家退居次要地位。”但他承认，目前这种状况可能发生了改变。
Khanna和黄亚生还在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撰文称：“尽管如此，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中，很难找到一家在国外销售产品的全球化企业。”
印度曾一度将外商投资拒之门外，即便在转变思路后，仍未能吸引太多外资。但这两名教授强调，印度有中国不具备的某些东西，那就是能与欧美一流企业竞争的公司，如软件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和制药公司Dr. Reddy’s Laboratories Ltd.。印度缺少成为现代经济体的硬件，但却具备比中国更先进的现代经济体的软件——包括法院、金融体系等。
总之，这两名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受到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拖累，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可能使印度比中国更具有长远优势。”
不用说，这一论点使他们在印度大受欢迎。他们的文章被印度媒体广泛散布和再版，有时并未征得许可。而中国在此文的翻译和传播方面则非常谨慎。
但是，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对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颇具多样性的国家，没有任何简单笼统的描述能称得上真正的准确。而且，对两国的比较也无法淡化这样的事实，即两国在转变经济策略(中国在1978年，印度在1991年)后都有了很大改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能否在今后20年缩小与中国的差距，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并成为全球市场上比中国更有力的竞争者？
Khanna和黄亚生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其他观察家则提出质疑。华盛顿智囊机构Brookings Institution的Sunil Dasgupta表示：“他们(Khanna和黄亚生)认为中国行进的路线有误，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已经比印度富足许多，印度在今后20年内都要奋起直追。”
但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负责追踪印度和中国的Joydeep Mukherji认为，那两位教授说得有些道理。以一个数字专家的观点来看，他发现中国的奇迹并不像媒体上报道得那么显著。考虑到夸大的因素，如果将官方数字略打些折扣，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年增长率约为7%，印度的年增长率为6%。但银行储蓄在中国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40%，这部分资金再加上外商投资，数额相当可观。印度国内储蓄率只有约24%，外商投资相对较少。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就好比一个企业，每年投资40美元，收入7美元，印度每年投资24美元，收入6美元。Mukherji说，中国有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被浪费掉了，特别是政府投资。对于一个储蓄如此高的大国来说，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非同一般。这是成功的关键，但也凸显了国内投资效率的低下。中国的银行贷款中约有一半是不良贷款，大量存款被挥霍掉了。
Mukherji说：“印度对资金的利用则更为有效。”该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不到中国的一半。他说，“总之，如果印度适当提高存款和投资比率，就可望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
这种假设常常出现在关于印度的讨论中，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黄亚生和Khanna的观点最终可能被证实是蹩脚的预言，但不管怎样，他们对中国经济奇迹持久性的质疑有理有据，而对印度常常被忽视的增长和竞争潜力的分析也颇具新意，发人深思。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
印度的路
□ 文/董国政
印度是一个出产电影、软件和新闻的国度。以新闻为例：今年5月举行的大选，就爆出不少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原料”：人们原以为创造了印度近年来经济奇迹的全国民主联盟必然胜出，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败给了在野达八年之久的国民大会党；国大党胜出后，作为党领袖的索尼娅·甘地理所当然要出任总理，但她却拒任此职，而将其让给前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
辛格在政府担任要职已有30余年，1971年他就进入了外贸部，后来又担任过中央银行行长等职。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政坛老将，虽已年过七旬，但雄心却丝毫未减。且听他说——据报道，辛格在出任总理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模式”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式——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问题。辛格声称，印度要走一条与中国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他说：“中国存在着农村人口问题，许多农民都背井离乡到城市安身，造成了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和严重的社会差异。印度的目标是让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和城市人一样富有。我们不是强调农民留在农村，而是通过采用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他们留在农村。” 就在辛格发表“惊人之语”的同时，中国模式再一次受到世人的推崇：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的论文，指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
此君将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用以取代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此两者区别何在？后者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表明问题较多；前者主张创新、注意平等，这种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 辛格先生“印度要走一条与中国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之语，如一石击水，在“北京共识”之上泛起不小的涟漪。辛格先生的话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有人说，日本是“睡狮身边的闹钟”。何出此言？论者说，1840年之后，中国人虽然被西方列强一再敲打，但仍在半梦半醒时分。
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和二次大战中的表现，以及战后的重新崛起，对中国的发展则产生了近距离的强刺激作用。以此推论，印度当是“睡狮身边的大象”。印度国大党前领袖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有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
当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时候，有人则提出“21世纪是印度世纪”之论。狮象之争在所难免。中印地缘因素，加之同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争市场、争资金，就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至于模式之争，本亦不足为奇。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论是俄罗斯模式还是中国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有人将中印发展模式之争喻为“身体”和“头脑”之争：中国的方式是将自己变成“世界工厂”，而印度则主要依赖自身的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走“中间道路”。印度之父甘地说过：上帝禁止印度搞西方那样的工业化。甘地当年的目标是在广大农村建立新的文明。他说：“在少数的城市里找不到印度，而要到70万个乡村去找。”他还说：“我深信印度演化的文明不会为世界打倒，我们先祖播下的种子是无可比拟的……印度毋须向任何人学习。”
(作者为《解放军报》社主任编辑)
与其攀比 不如携手
□ 文/黄 平
比较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曾经有人嘲笑过所谓“比较社会学”或“比较政治学”，是强把不可比的东西拉在一起，或者，仅仅把一些外在的“指标”、“数字”凑到一起，就匆匆作出结论。
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进行比较就更难。两个社会都如此复杂而多样，把一个社会说清楚就已经几乎不可能，还要进而做“比较”，怎么个比法？
比较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不足，更是为了发奋进取。谁要是通过比较而沾沾自喜，或者通过比较而怨天尤人，那还不如不比。
这些年来，一说比较，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总喜欢拿自己与“发达社会”比，退而次之，也是多与所谓“四小龙”比来比去。这类“比较”有一个合理性：通过比“上”而发现自己的不足。但这类“比较”都明显有一些欠合理的地方：后来者与先行者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并没有“机会均等”；或者，大象与小猫，规模不同，问题也不同。简单地说，它们的可比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就此而论，我是主张宁可多拿中国与印度比较的。几个简单的理由似乎都用不着列举：中印都属于古老的文明，都有着众多的人口、劳动力，太少的耕地、淡水，都在20世纪中期实现了独立或解放，都面临着增长、就业、环境等发展问题，以及协调城乡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正等难题，还彼此是邻居......
这样来看中国与印度，即使没有前辈大师的高度与深度，心态上也可以比较从容些、冷静些，坦然一点、大度一点。
我自己近年来有机会到印度去过两次，也曾经在其他一些场合与来自印度的学者多次接触和交谈，感觉到我们两个亚洲近邻之间实在是太缺乏彼此了解，更谈不上什么“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大都还停留在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以至于你时不时听到诸如“我们印度人再不努力，上海就要超过加尔各答了”之类的说法；或者，也无外乎把从西方记者笔下的中国观感、观察作为研究中国的基础性资料。而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我们自己大多对印度缺乏起码的兴趣，连《参考消息》上对印度的报道也少得可怜，偶尔有那么一些，也没有多少人认真读，“印度嘛”，口气中每每透出自大与无知。
在印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那里的什么软件业怎样发达，管理层怎样规范；也不是那里的流浪汉如何多，城市的交通如何乱。我在印度的日日夜夜，接触过官员、学者、小商人、老农民、妇女、小孩，上上下下不止几百人，总觉得他们的心态似乎没有我们那么急切，没有多少人急急忙忙跌跌撞撞，慢悠悠的人很多，从容自信的人也不少，虽然这些人即使按照我们的标准，可能还很穷，甚至也没有多少文化。
与我一起去印度的一位年轻朋友写过一篇《印度的知识分子》。这篇文章试图对比两国的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有怒其不争的感叹。平心而论，对比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印度知识分子，我自己是感到汗颜的。问起他们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志愿走向农村、走向基层、走向现实，大知识分子不惜放下架子、离开高级研究环境去搞什么扫盲、环保、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等，他们的回答让我简直是无地自容：你们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都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熟悉印度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所谓的“扫盲”，还不只是教人认认字，算算帐。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普通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潜在的能力和实际的力量，从而自己就能组织起来，完善制度，发展经济，管理社区，增进信任，提高健康与文化水平。我们接触过的一批朋友，有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有的是高能物理学家，他们参与这类志愿者活动已经40多年了，一直没有间断过。问起他们动员了多少知识分子参与此类活动，他们很真诚地说，可惜我们只有几百万人参与，印度太大，几百万人实在是太少了。
这是谦虚吗？
无疑，我在印度到过的地方太少，时间也太短，毕竟印度与中国一样，属于“地大人多”的国度。能够在社区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像克拉拉这样的邦，那里有点像我们的贵州，偏远、狭小、贫困，但是却创造了被阿马蒂亚·森在内的许多人称为“克拉拉模式”的经验：高覆盖率的免费医疗保障，高水平的教育程度，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文发展指标来看，克拉拉实现了低收入水平下的高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不只是在个人层面上有这么高的教育与健康水平，而且，在社区的层面，其自治和善治的水平，基层参与和性别平等的程度，都大大高出印度和几乎全部发展中社会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许多中等发达社会和一些发达社会的平均水平。这也许就是许多人说的“低增长、高发展”吧，谁说不可能呢。
在这些比较小的甚至是微观的层面上谈观感和体会并不难。难就难在总体上究竟如何做比较。相对全面的信息无疑是基础性的，否则根本谈不上比较。而恰恰是全面的信息，是最难获取的。有些东西，不管有多少水分，总是大概可以说的，例如中国的人均GDP，现在确实高出印度许多了。再有FDI(外商直接投资)，毫无疑问中国是跑到印度前面了。沾沾自喜之余，我也不断听到印度朋友们的问题：下一步呢？以高投入(甚至还有高耗能、高污染)带来的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如此高的FDI，是不是也意味着太高的对外依赖度呢？
还有许多中外有识之士提出，在制度层面，中国与印度在银行、金融、税收、司法等领域的差别；也有人进而说到，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依法治国的法律体系，会计师、律师、经理、技工等的人数与质量，等等。这样来想未来20-30年的中国与印度，谁更有发展潜力，忧患意识无疑是必需的。
不过，我自己在印度与那里的人们接触，才发现实际情况比统计数字要复杂得多。比如，印度这个国度实行的是英国式的法律，连法庭上说的也是英语，但是全印上下能说英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5%多一点(这已经高于加拿大了！)，也就是说，客观上有近95%的人没有办法直接跑到法庭上去打官司。同样，印度虽然是实行多党的议会制，但是民族众多到了法定的标准语言就有8种之多，而在议会里议员们说的也只能是英语！这在“接轨”的角度看来，无疑是很大的优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一个议会，一个法庭，居然只能用前殖民者们的语言。
虽然两个国家都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实现了独立或解放，但是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从立法、司法、行政、税收、统计、金融、银行、审计、财会、管理等等来看，都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连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性的东西，也都还大有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考虑到两国都有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其中又有那么多人还处在贫困与温饱的边缘。另外，两国都有那么大的就业压力，在印度，许多人由无地而无业、无家；在中国，则是处在下岗、待业、低保、“农民工”等弱势位置。其实，两个国家都属于后发型社会，且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已经无法用老的办法使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无论是向外侵略、对外殖民还是大规模移民)，从而缓解内部张力，并进而实现诸如普遍福利和全民养老等公民福祉。这种情况下，与其彼此在低水平上攀比、竞争，不如携起手来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当年中印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现在，面对全球化，人们有种种议论，种种反应，也确实存在着种种可能。客观上，不仅资金、技术、产品和信息，都在日益跨越或超越原来的疆界而大规模快速流动，而且也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别的组合和互动的机会。我觉得，最糟糕的，莫过于发展中的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弱者！)彼此之间落到了恶性的争斗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境地，而真的要能出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局面，那该多好啊！那样，所谓“比较”，就不是比谁更优越的问题了，而是深入地探讨如何互补、互助、互教、互学，从而对于改变各自的状况，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 ，也对于改变在世界上流行了多年的游戏规则，对于人类在新的世纪和平共处，有所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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