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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 郑砚农
采访人：本刊记者 阚 南
新远见：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评价中国当前频繁遭遇的贸易摩擦：如果是一只蚂蚁爬进瓷器店，无声无息；而一只壮牛闯进瓷器店，怎会没有响声？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所面临
的这些国际贸易摩擦？
郑砚农：他的话我赞同。吴仪副总理在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时曾说过：随着两国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一些争议和摩擦是正常的。同时还提醒，这是经济领域加速竞争后必然出现的情况，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还有更多的国外企业进入到中国的市场上来，和中国本土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竞争，这就造成了竞争和摩擦的机会。因此，对于我们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这一现实，应有一个正常心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治的因素。尤其是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使一些受中国威胁论影响的国外势力非常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从心态上就会产生抵触的心理，这种抵触的心理也容易使摩擦增多。
新远见：您认为产生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郑砚农：这里面有纯属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也有认识的差异，这和敌视中国还不完全一样。比如纺织业。中国大量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必然使美国纺织行业在市场份额、销售量上都受到影响，出现了企业减产、人员失业的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出口纺织品的同时，也大量进口棉花。棉花是生产纺织品的重要原材料。美国的议员向国会提案对中国进行反倾销，他只看到了美国的纺织工业受到损失，却没有看到中国因为买了美国的棉花，中国的棉农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美国，到底是少数人受损失，还是多数人受损失？美国的纺织品销售商进口了中国这么多的价格低廉的纺织品，加价后出售，赚取了高额的盈利。美国的广大消费者用很便宜的钱买到了质量优良的T恤、衬衣等纺织品，他们也是受益的。销售商受益，消费者受益，只是个别的纺织企业受到了损失。而他们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可能是由于不了解，那就需要我们考虑怎么把这些信息传播过去。
新远见：除了贸易方面，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您认为还会出现哪些方面的摩擦？
郑砚农：从公共关系的角度讲，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会出现贸易摩擦，一方面还会有文化的碰撞，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讲贸易摩擦有纯经济的问题，也有文化的问题。虽然有时候表现在经济贸易的摩擦上，实际追溯到根源还是文化的问题。属于沟通不够，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贸易摩擦就不适于用政府出面、双边会谈、起诉打官司的办法解决。这样的摩擦、碰撞适合用公共关系的方法去做。
另外，关于文化层面的摩擦还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的摩擦，主要是由于互相的不尊重产生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带来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也不要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一定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提倡多元文化共存，不提倡一个文化优于另一个文化。
新远见：请谈一下公共关系在解决贸易摩擦中发挥的作用。
郑砚农：面对纷繁的贸易摩擦，我认为沟通传播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关系无论在化解国际经济贸易摩擦还是文化差异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主动的解决办法。比如塑造企业的良好声誉、良好品牌，有些摩擦可能就出现不了。出现了摩擦，在解决过程中，公关公司会以互惠和双赢的原则为出发点，从两方的利益出发，在双方之间选择一个都可以接受的最好的结果。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美国思科公司起诉华为公司的事情，已经得到了和解。和解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公共关系。我们可能直接了解到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在中间起的作用，可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和中国的有很大区别，它有一半的职能可能是公共关系。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有陪审团制度，要打赢官司首先要影响陪审团，而不仅仅是先立案，找法律依据。要先作公关，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进入法律程序。
另外，面对摩擦，我们的政府也不是就无所作为了。首先应该让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次，政府还应依照WTO的有关协定，使一些相关法律法案更加公平、公正，比如《伯德修正案》就鼓励了美国企业制造摩擦。另外，我们强调在面临贸易摩擦的时候，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应该代表企业作为主体发挥作用，而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
新远见：中国若想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应该做哪些工作？
郑砚农：传播很重要。中国人、中国的企业过去的传统观念就是好酒不怕巷子深，认为只要我做到了，我是市场经济了，你们早晚都会知道。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要把改革开放26年取得的成果，我们企业现在的状况，都广泛地传播出去，传播到世界各地去。有时候别人不承认你，不是完全出于政治上的歧视，主要是出于不了解。
新远见：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公关时，主要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砚农：公关本身特别注重文化的沟通，不管是政府关系还是媒体关系，里面都包含了人文环境、文化背景、民俗风情，当然也有法律法规、游戏规则等内容。目前看，中国本土的公关公司帮助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还不是很具备，所以在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寻求公关公司给他们做前期的工作时，我们建议选用一些经验丰富的国际性的公关公司。
新远见：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与国外的企业家在公关意识上的差异大吗？
郑砚农：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企业里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科学的现代管理机制，公关意识还很薄弱。一个企业中，一把手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当一把手有了公关的意识后，整个企业都会受益。
尽管现在国内企业公共关系的意识较弱，但已经开始有所进步了。像联想赞助奥运，中石化支持F1方程式都是很好的例子。
实际上许多外国企业公共关系的成功，很多是体现在文化融合上的成功。像摩托罗拉，在中国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同时对中国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外国公司的CEO一到中国来，就会主动约见中国的高层领导，实际上就是在做政府公关，利用这种形式把他们企业的各种讯息传递给中国政府，使你在了解他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信任感。当然，从文化渊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美国从一建国就出现了议会制，后来又有《游说法》和《外国公司代理法》，这种政体就培育了公共关系的发展。
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本身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就很大，何况国家之间呢。所以冲突是绝对的，矛盾是绝对的，摩擦也是必然的。关键是怎样在一种互惠和双赢的原则下减少和化解，这也正是公共关系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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