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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9日，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梭罗(Lester C·Thurow)教授在上海发表了惊人言论：中国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此前，关于中国金融业风险问题，许多中国学者曾表示了种种担忧。但梭罗的论断还是让学界震惊不小。
年轻的中国学者、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认为，梭罗的判断有些偏颇，有些夸张。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危机的迹象。
梭罗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梭罗认为，当美国要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时中国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梭罗依据的是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赤字。“当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贸易赤字，必须借资本来偿还，本金、利息、复利，人类将无法击败复利。” 梭罗指出，美国2003年贸易赤字达到1500亿美元，这样其他国家必然有大的贸易顺差，目前，中国对美国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游戏结束时，跟地理学相似，地震会在一定的地形地貌下发生”，“也许地震发生在美国，但将影响世界”。他指出，一旦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存在，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而这些就业机会绝大部分在中国。
梭罗分析说，美国迟早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问题，两种方式，软着陆或者硬解决。硬的方式，美元对外币汇率急剧下降40%，软的，在5年内每年下降8%。如果采取硬解决手段，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做好了准备？
梭罗甚至拒绝对“金融地震”如何避免做乐观估计。“危机不可能避免，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无法预防。”“对于中国，必须建立的是一种能经受得住破产的金融架构。”换句话说，梭罗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建议就是，如何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收拾危机后的残局，“面临冲击，准备如何！”
何帆体系脆弱但不存在危机
采访人本刊实习生 张治东
受访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 帆
新远见：梭罗先生的判断是否危言耸听？如果是，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何帆：我认为梭罗的判断有些偏颇，有些夸张，但也有比较合理的方面——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影响世界经济稳定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美国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梭罗提出的美国贸易赤字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的后果不堪设想，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很准确。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假定人民币在中长期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银行体系持有的美元资产会缩水，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也会缩水，但是这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会构成实质性打击。
银行危机的实质不是资不抵债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从技术上说，中国的国有银行都是资不抵债的，都是需要破产的。但是，从现在来看，中国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危机的迹象。因为从流动性提供来看，中国的国有银行目前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有那么多的居民存款，政府对银行又具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在资本管制和政府隐含担保的前提下，中国金融体系仍然能够维持稳定。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金融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不过，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内部来解决。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亟待改善、它们之间的竞争力也不够活跃等，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过多造成的，所以金融体系的内部调整势在必行。
新远见：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所潜伏的危机的确不少，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还不够强，这是不是梭罗判断中国将出现金融危机的根据？您认为梭罗的出发点是什么？
何帆：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问题是很多，但是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许多问题我期望在增长中能够解决，比如不良债权问题。我们希望随着经济的增长，不良债权的增长率能够逐渐降低。另外，直到现在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封闭中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有优有劣。劣表现在它的效率会受到损失；优主要表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受外界的冲击比较小。
但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在金融方面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都会增加。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考虑外部影响。比如，尽管我们仍然实施资本管制，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曾有贬值的迹象，这就使得大量的人民币外流，而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又出现了热钱流入的问题。这种情况表明，在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中，一个国家想凭借政治力量控制资本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远见：对于梭罗的言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即在当日下午做出了回应，言语间流露出对当前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表示担忧。他特别强调，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改革和风险控制。您认为商业银行的风险在哪里？
何帆：商业银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不良债权方面。
在转轨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其它企业的改革相比是缓慢的、滞后的，原因在于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了一个注资作用，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发展中担当了许多社会责任，实际上，它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了减缓转型时期的阵痛和减少改革成本的作用,其结果就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许多不良债权。不良债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政策性贷款和政府对贷款的干预，还有在经济过热的时候积压了很多不良贷款。从现在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破产的风险，但是这不能表明它将来可以高枕无忧。
我认为，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它要按照商业银行真正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即要以市场为标准进行改革。同时，有些人认为银行要进行适当的私有化，但私有化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从韩国的私有化银行来看，效果也不尽人意。所以，商业银行的改革要首先解决自身的机制问题，其次要改变银行传统的人事制度，比如银行家的任命要由董事会决定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还有一点就是银行的外部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地方上的商业银行，政府各个部门对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甚至有些地方还有政府官员与银行官员串通的不良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有专管银行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但我个人认为现在银监会对银行的干预也比较多。另外，从对银行的考核来看，很难从考核结果中看出银行的成绩，因为利率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宏观调控对商业银行的制约也很大。
新远见：如果像梭罗先生所说美国迟早要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到时候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您对他所说的“一旦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存在，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而这些就业机会绝大部分在中国。”这一判断有什么看法？
何帆：美国的贸易赤字迟早要解决，而解决的方式肯定是渐进式的，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这是不可能的。美国解决贸易赤字的方式之一就是让美元贬值，但是美国人又不愿美元贬值得太多，而是希望人民币能够升值，这就对中国的贸易不利。如果美国要解决贸易赤字，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势必要造成影响，因为决定出口的不是卖方而是需求方。
“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但从现在的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中国的就业岗位失去了，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走入了穷途；但如果中国制造业出现问题，那么世界制造业的链条就会被破坏。我个人认为这种预言不足以令人相信。
新远见：对于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周小川偏向于加强对贷款控制，认为加强权力集中的趋势是绝对必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帆：在当前背景下，贷款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所以引起了央行的关注。从商业银行本身的性质来看，在经济过热期间，贷款的高速增长可能会积累很多不良贷款。因为经济过热大家都乐观，贷款的客户增多，银行也乐意放贷。同时，经济是有波动的，高潮过后就会留下许多不良贷款。但贷款权力的集中，并不是解决贷款问题的根本措施。
新远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的经济互动加强，同时摩擦也越来越激烈，如上面阐述的美国的经济调整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就业和金融，您对我国遇到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怎么看？
何帆：第一，中国经济正在崛起，而这种崛起的速度太快，所以大多数企业都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调整过程。第二，由于前几年西方国家经济的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以前，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状况不太关注，现在不同了。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这种摩擦也随之增加，也在不断升级。
新远见：一直以来，我们和美国的摩擦最多，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您写过一篇《重新思考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在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摩擦？
何帆：那篇文章主要强调，从贸易上来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过高。从金融方面来看，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的国债，这并没有增强中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反而成为了一种“人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中更多的还是要靠内需的带动；另外，在对外贸易中要实行多元化的策略。当然，从经济方面来看，中美的合作空间还是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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