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生存的睿智行走

　　□ 文/本刊记者 寇建平

　　火药可以用于武力扩张；指南针可以用于海上扩张；纸和印刷术可以用于文化扩张。

　　我们的四大发明是全球化初始的物质基础。

　　但是，火炮最早由西方人发明，并且用来打我们；环球航行最早由西方人实现，并且发现了我们的宝藏；西方文化率先输入，并且实行了强大的文化入侵。

　　我们的四大发明缘何成为了别人全球化的武器？

　　18世纪70年代，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受命来到中国。

　　他原本很轻松，觉得要中国皇帝打开国门跟他们做做生意，应该很容易。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已经完成统一大业的康熙皇帝慷慨地赏赐给他满盆满钵的茶叶和丝绸，却就是不肯做生意。

　　闭关锁国体现着与世无争的超然和宽容，自给自足体现着龙族天朝的荣耀和尊严。

　　这就是东方文明，与以主动扩张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发生着强烈的冲撞。冲撞的结果是，1839年，急不可耐的英国商人带着军队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坚船利炮迫使道光皇帝低头，2100万两银子和香港一起易主。

　　GDP占当时世界总量1/4的中国市场让英国商人为之发狂。但是，1840年以后在中国赚钱的西方商人并不普遍，中国仍在总体上保持着超然的闭关姿态。

　　彻底改变双方心理位置的，是1860年的那场连西方人自己都耻于谈起的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正像李鸿章所说：“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40年之后的1901年，刚刚批准《辛丑条约》的慈禧太后宣布“新政”。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间，中国利用当时国际范围内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彻底澄清了王朝和国家的分际，以理论上的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就这样被逼进了国际体系，进入过程中烙下了无数的伤痛和屈辱。从那以后，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摩擦中，中国一步步艰难地成长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直到加入WTO。

　　然而，当我们逐渐抬起头，逐渐强壮起来，逐渐主动地向全世界伸出双手，摩擦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

　　世界上最大的“竞赛者”

　　200多年前，法国人拿破仑说：“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

　　200多年后，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很多媒体用“中国意识觉醒”来定义21世纪初始的这几年。这种定义既包括中国对于自身力量的觉醒，也包括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审视，从而使得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变得繁复和热烈。

　　这几年，相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黯然失色，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在全球FDI柱状数据图上，她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

　　与经济增长相对应，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朝核危机的斡旋中，中国声音更值得倾听；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G8会谈；APEC首脑会议将中国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

　　现实的中国就像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19世纪晚期的美国，通过一场工业革命而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铜、锡、锌、铂、钢材及铁矿石消费国，在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旺盛的需求使OPEC提高了2004年的原定产量计划，使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像四年前的“.com公司”一样上涨。

　　世界把这种变化叫作“中国因素”，日本则称之为“中国特需”。

　　同时，2.5亿的手机用户、超过8000万的上网人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上网国家。

　　现实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奇迹般的变化，世界突然变得很小，全球化在短短几年间就走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标语随处可见；在大大小小的商店，洋品牌、假洋品牌遍布柜台；在大大小小的企业，跨国战略“走出去”的声音不绝于耳。

　　或许，我们早已经习惯于运动，习惯于用运动去解决自身的问题。但是，而今的这场全球化的运动却绝对不同于以往，它不仅渗进了我们自己的血液，也渗进了全世界的血液之中。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评论说：“中国或许是19世纪欧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新闻产生地。”

　　新加坡人李光耀则说得更加明确：“人们无法假装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竞赛者。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赛者。”

　　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人力的婚配繁衍出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产品，潮水般涌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度第一次如此急切地要拥抱世界，这是东方文明十分难得地以主动的姿态打开了国门，世界应该为之兴奋。

　　然而，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强烈的震动。

　　200多年前康熙皇帝闭关锁国，拒绝与马戛尔尼做生意，引得西方列强恼羞成怒；200多年后中国主动打开了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却多少有些惊慌失措。

　　对中国而言，一个新的摩擦时代已经来临。

　　文明的“器物”不断碰撞

　　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民经济增长。2003年，我国GDP达14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六；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则高达4033亿美元。从经济增量、发展潜力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世界银行预测，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几年内超过法国，20年后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多年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顺差，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对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是顺差。这也是我们容易成为贸易制裁靶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想方设法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政府的共性，当事关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盟友、战略伙伴等关系统统可以放到一边。

　　原本以日美为中心的太平洋地区贸易近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摩擦的主角正由日美摩擦逐步转化为中美摩擦和中日摩擦。

　　1997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超过了对日赤字。于是，美国贸易摩擦的对象由日本转向中国，中美之间围绕贸易和投资壁垒、中国的最惠国待遇(MFN)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问题不停地较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可以无条件地享受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受到美国国会左右。但是，美国以超级301条款为武器，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心，除了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之外，还有对就业机会和市场的争夺。2001年，日本首次针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葱、鲜蘑和草席等三种农产品发动紧急进口限制。其后，围绕冷冻菠菜残留农药问题，两国间再次发生摩擦。当中国和日本经济对比显示出某种反差时，“发明”了新版本“中国威胁论”的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一边大力贬值日元，一边指责中国产品的超低价倾销已经成为世界通货紧缩的根源，要求七国集团采取措施强制人民币升值。在此背后，石原慎太郎“造1000颗原子弹对付中国”的豪言犹在耳边。

　　2002年，美国与日本的对华贸易赤字分别达到1031亿美元和2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贸易赤字对象国。日美两国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之争由此开始。

　　2003年，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问北京，高调抱怨中美贸易环境不公正，指责中国有意调低人民币汇率。总之，中国要为美国国内的经济不振和工人失业承担责任。

　　2003年9月2日至4日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北京的短暂访问，是一件事先张扬的汇率之行，所有媒体都盯住他在访问前夕的强硬评论：“我们希望(人们)听取我们有关弹性汇率的意见，这样美国公司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日本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则保持了他一贯的信口开河。与斯诺在东京会晤期间，他以不够礼貌的方式敦促人民币升值，似乎被低估的人民币是日本经济不景气之源。

　　11月2日，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主题午餐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一项法案，威胁如果中国不放弃人民币固定汇率，将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实施大范围增加关税。

　　国际经济学会两位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戈德斯坦与尼古拉斯·拉迪评论说，参加2004年大选的美国政治家们，将中国强劲的出口视作制造业萧条的根源，而过低的人民币汇率则是中国强大出口能力的基础。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下子成了全球焦点，就连一向含糊其辞的格林斯潘也表示：“这场辩论已被高度政治化。”

　　隐藏在人民币汇率之争背后的，仍是过去十年中日渐凸显的问题：世界该如何面对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与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转型正好重合。

　　2004年6月28日，欧盟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评估认为中国经济有着太多的政府干预行为”。美联社得意洋洋地说，欧盟“这一决定对北京是一个重大打击”。

　　是什么原因使“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概念变得如此重要？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第15条将中国有条件地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且长达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给中国带来三大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其一，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二，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进一步刺激某些WTO成员对我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打击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其三，否认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一直是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全球范围内平均每七起产品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美国更是频繁地对中国挥舞反倾销大棒。早在1980年，美国就率先对中国的薄荷发起反倾销。2004年6月底，美国开始对中国彩电征收最高可达78.45%的关税，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彩电行业，也没能逃过“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桎梏。

　　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14日，新西兰在西方国家里率先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这一被称为“反倾销应诉拦路虎”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零”的突破。美欧之所以迟迟不肯松口的原因，是希望借此换取更多的利益。只要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随意挥动反倾销的贸易制裁大棒，征收高额关税，制造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自1992年以来，美国媒体掀起了数次“中国威胁”论调，近几年更是加紧寻求遏制中国的手段，“非市场经济地位”就是手段之一。欧盟一些人士也承认：“给不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技术决定。”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说：“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这句话代表了当今许多人的困惑。

　　今天，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体系中的游戏主体，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呈上升态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欧盟式的区域经济政治一体化整合、所谓的价值普世化(如人权、环保等价值)、美国的单边军事强权行为，均不同程度地侵蚀和冲击着国家主权原则。

　　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冲突？

　　西方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只是经济摩擦。他认为，那实际上是“文明的冲突”。

　　他说，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线，即不再因为政治信念的不同而使得人类分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几大阵营。冲突仍将存在，但根源却在于文明的差异。

　　经济贸易只不过是文明的“器物”。

　　印度人Nikhil Narayan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积极介入一些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项目。当他第一次到上海，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正在用力拥抱西方文化，几千年文化传统反而有丧失的迹象。

　　他先是惊觉，继而沉思：如果普通市民通过努力工作过着一种受人尊敬的、简单舒适的生活而感觉幸福的话，国家就已经对它的公民尽责了。“不惠及普通人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印度此后必须改变观念，更多注重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他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个注解。看看满大街的哈韩族、哈日族，有几个了解《诗经》、《论语》？但是，他们似乎很开心。

　　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堕落？

　　无论如何，追求幸福和快乐已经成为新世纪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认识尚处在摩擦之中，而这一主题本身也只有在不断摩擦中才能逐步实现。

　　摩擦时代展开不归路

　　走得越快，摩擦越强烈；只有依靠强烈的摩擦，才能走得更快。物理学上的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摩擦在集聚。一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体制不健全等弊端日益显现，成为下一轮摩擦的焦点；另一方面，诸如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改变等国际因素也将更加强烈、更加直接地影响中国。

　　美国经济学家梭罗(Thurow)惊人地预言，中国金融危机难以避免。其依据是，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赤字，2003年达到了1500亿。目前，中国对美国有1000亿的贸易顺差，“但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游戏结束时，跟地理学相似，地震会在一定的地形地貌下发生。也许地震发生在美国，但必将影响世界。”一旦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存在，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

　　按照Thurow的分析，美国迟早要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可以选择软着陆或硬解决两种方式。硬的方式，美元对外币汇率急剧下降40%；软的方式，五年内每年下降8%。美国如果采取了硬解决的手段，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做好了准备？

　　Thurow拒绝对“金融地震”如何避免做乐观估计。“危机不可能避免，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无法预防。中国必须建立一种能经受得住破产的金融架构。”

　　这些话是否属于危言耸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保护期的结束，我国航空、汽车、金融、服务等诸多行业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将会遭受巨大冲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经济润滑剂”的行业协会在我国的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法律政策环境和管理体制的滞后，它们还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管理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世界工厂”根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面临冲击，东部发达地区的低工资已造成劳动力大量流失。没有廉价劳动力的支撑，在现有低生产率、企业低技术的状况下，“世界工厂”地位难以持续。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者黄亚生发出了特立独行的声音。在《外交政策》杂志中，他与合作者塔尼·康纳(Tarun Khanna)得出了一个似乎不合潮流的结论：长期来看，印度可能会超越中国。因为前者更富企业家精神，微观经济运转更为良好；而后者过分依赖国外投资所带来的出口导向增长。

　　“经济人俱乐部”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打开国门之后，跨国公司凭借丰厚的资源和中国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支持，迅速开拓或占领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在降落到“市场经济”的那天，中国企业睁眼便满目是跨国公司踏在中国市场上的巨大脚印。西方的商业强势给予年幼的本土企业太深刻的冲击。

　　摩擦，在多极层面上展开。

　　有人说，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天起，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同样，从打开国门的那天起，摩擦时代为我们展开的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中国的文化标志是长城，长城的作用是把自己的疆域紧紧围起来。封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封闭的状态下，摩擦只局限在内部，相对简单；在开放的状态下，摩擦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摩擦关系错综交织。

　　过去的摩擦是被动的，摩擦缘于我们自己的美丽；现在的摩擦是主动的，摩擦是为了更快地前行。

　　全球化生存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摩擦、不断解决摩擦；全球化力量正在冲击着变革的社会，支配着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摩擦时代，我们需要更高的智慧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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