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放假调休争议背后

“五一”放假调休争议背后
2024年04月24日 08:54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 者丨王峰

编 辑丨李博

图 源丨新华社

“抢到票了,‘五一’去南方旅游。”北京白领雷蕾(化名)说。

虽然已开始打点行囊,但工作时刻占据着她的思绪。“五一”假期看似休息5天,实际上只有1天法定假期,其余4天是周末和调休拼凑起来的。

为此,雷蕾要在小长假之前和之后一个星期的周末各工作一天。再加上4月的清明假期也有一天调休,她事实上要在小长假前后上3个“6天班”。

对调休的吐槽频上热搜,雷蕾觉得,这些吐槽也是她的心声。

“放假前,我要上两个‘6天班’,为了赶在放假前完成工作,工作强度肯定超高,5天假期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是恢复。而且小长假里注定舟车劳顿,假期结束后却还要上一个‘6天班’,真是雪上加霜。”她说。

雷蕾说,“我担心放假调休不仅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让自己更累。”

在吐槽背后,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放假调休前能不能先听取公众意见再做决策,能不能多放一天假让公众饱和休息,5天小长假真的能够拉动假日经济吗?

假期不合理影响消费意愿

1999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相邻周末,形成3个连续7天的长假。

“春节假日回家看看,‘五一’和‘十一’出去转转。”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

然而,由于刚刚放开,旅游景点集中火爆,导致旅游景点供不应求,出现“爆仓”现象,从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

2008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改为短假期,共3天,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3个短假期,放假总时间也由10天变为11天。

洪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假日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井喷”带来的问题,但却导致“出去转转”的黄金周由两个变成了一个,这样导致“井喷”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使得“十一”黄金周更拥挤。

“现在,旅游资源开发越来越丰富、多样,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手段不断健全,景点供不应求、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洪涛说。为此,他近年来不断主张恢复“五一”黄金周。

假期对旅游、文化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假期中,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11万场次,票房收入15.19亿元,观演人数约865.49万人次。

“假期拉动了交通、购物、餐饮、娱乐等消费,不需要政府投入政策性成本,比财政拿钱刺激消费的效果要好得多。”洪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但洪涛认为,5天小长假的经济拉动效应比7天长假要弱很多。“如果远距离出行,出去一天,回来一天,完全在外面旅游的时间只有3天。”他说。

更关键的是,经过调休拼凑出来的5天假期,打乱了人们假期前后的工作生活节奏,这种情绪会降低消费意愿和消费品质。

长假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既然很多公众认为5天小长假不够,能不能增加1天或2天假期?

有统计显示,原全国假日办曾于2013年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节假日进行比较,发现它们的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我国的11天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持平,超过英美等发达国家。另据媒体统计,与我国邻近的韩国、日本的公共假期天数分别为12天和16天。

环球旅讯首席分析师彭涵认为,在下半年的中元节、冬至、腊八节等时节增加1—2天的假期,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这其实还是碎片化地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相较于假期的数量,公众更关注假期连续休息的时长。”彭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吴必虎近日表示,通过调休,我们初步解决了长假“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讨论增加假期、少调休,确实已经到了要解决“好不好”的阶段了。

“接下来要不要增加1至2天假期,增加以后放在‘五一’或者春节,还是放在哪,还需要征求意见。”吴必虎说。

洪涛说,假日经济正在演变成休闲经济,应该进一步增加假日,这不仅限于增加法定假期,还包括探索增加周末休息时间。

2023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解读2024年放假安排五大亮点,其中提到,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周末休息104天,带薪休假5—15天,总假期天数(120天至130天)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然而,我国带薪休假的天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据原全国假日办2013年的统计,以工作满10年计算,62个国家和地区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为19个工作日,我国为10个工作日,排在并列59位,仅高于泰国(6个工作日)和菲律宾(5个工作日)。

而带薪休假能够匹配出长时段休息,是缓解局促旅行的有力手段。

彭涵介绍,有的国家允许劳动者在法定带薪休假的基础之上,可以和公司协商获得额外带薪假,这是一种具备半强制性质,却又是约定俗成的规定。

若将可协商的份额纳入统计,日本的带薪休假可以达到平均17.7天,德国可以达到30天。

彭涵认为,适度再增加一些假日更佳,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

为了保证带薪休假的落实,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有较多硬性限制,例如用人单位不能随便用薪酬来代替休假,在休假前会提前公示,一旦公示,休假便无法随意变更。

调休机制应该更灵活

在实体层面讨论是否增加假期之外,社会所关注的还有在程序层面如何完善调休。

“放假调休面向的是非特定公众,影响范围广,有关部门相关决策过程可以考虑向社会适当开放,比如进行听证、论证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决策过程中提高参与度,让各种意见在讨论中碰撞,可以让决策更科学,也能减轻决策作出后的负面舆论效果。

赵鹏介绍,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建设参与式政府方面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重大行政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相较前些年而言,在建章立制和平台建设方面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但也要高度关注当前参与式政府建设过程中暴露的形式主义。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在网站的意见征集专栏开放参与途径,但很多参与空有途径,少有甚至没有意见。又如,部分城市虽然召开听证会、座谈会引入公众参与,但对参加人士设置过高的要求,且参加人士的筛选机制不透明,过程往往不公开,减弱了公众性。

事实上,“五一”放假调休本身也在逐渐变得更科学。

2019年恢复“五一”小长假时,当年的5月1日是星期三,结果假期从5月1日至5月4日共4天。假期结束的第二天是星期日,却要立刻调休上班。

今年的5月1日还是星期三,但假期从5月1日至5月5日共5天。5月5日当天星期日正常休息,调休后的工作日挪到了下一周的5月11日。

但洪涛认为,放假调休的机制应该更灵活。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探索自主放假的方式,满足需求,促进消费和就业,比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放假一天,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放假4天,起到了较好的假日效果,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多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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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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