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文科生太多会导致国家发展停滞？

作者：马光远

来 源：光远看经济（ID：guangyuanview）

4月14日，央行发表《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发了关注。

论文的主要观点有两个：

一是提出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

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2035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关于中国已经尽快放开生育，目前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基本已经成熟，障碍不大，预计不久就会实现。对这一点，相信没有太多的异议。

引发争论的是第二个观点，文章说，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因此文章建议，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减少文科生招生比例这个观点，说实话，差点惊掉我的下巴。

因为：

第一，写这篇工作论文的四位作者据说都是经济学博士，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是“文科生”，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现在真的不多了，我还真有点感动。

第二，说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文章没有展开论述，只是这么一句，没有任何证据来佐证。

奇葩年年有，今年尤其多。作为四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博士，信口开河，做出这种论断，而且以央行工作论文的名义发表，确实匪夷所思。毕竟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情，而这样的论断本身既缺乏依据，还很有害。笔者简单说几句。

我一直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来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976美元到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超过1190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虽然流传甚广，学术界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也一直是个热点。但坦率而言，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表现而论，的确只有少数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的国家经济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之后便停滞不前，但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则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这种经济发展的停滞具有什么“共性”。

第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究竟到了哪个阶段开始停滞不前，可以说几乎没有规律。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高速发展，但高速发展的周期完全不同，有些10年，有些20年，有些如中国和日本等高达30年，甚至40年，没有任何依据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欧美高收入国家的那个标准就开始下滑。

第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随着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矛盾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常态增长是正常的，经济增长慢下来不代表进入“陷阱”。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概念，但研究很多国家难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原因还是很有意义。研究一些国家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陷入停滞的原因，你会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收入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必然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在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及整体改革以及社会治理方面没有抓住好的时间窗口，从而丧失了从中高收入突破进入高收入的时间窗口。

很显然，这种停滞和“收入”无关，而是和一个国家的理念及总体治理水平有关。再说坦率一点，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理念没有跟上，社会治理没有跟上，改革没有深入，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凝聚力弱，最终丧失了发展的好势头。而这些问题，恰恰不是什么“理工科”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人文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重视社会整体制度层面的改革，以为有了科技创新就可以有一切，这是不现实的。

科技创新本质上也是一种理念的进步，而并非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东南亚很多国家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和这些国家的裙带关系，社会治理有很大的关系。

基于此，我一直认为，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概念。中国其实在创新领域也无需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恰恰是要吸取拉美等国在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推进以及制度建设方面停滞从而丧失巨大机遇的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以后，面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面对产业结构急需升级的需要，面对增长引擎的转换，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事实，如何在制度方面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是真问题。

而这些问题，确实不是理工科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研究的问题。不重视社会科学，以为有了技术就可以有一切，这是很肤浅的。这么肤浅的观点来自经济学科班的博士之手，让我惊讶不已。最起码说明这几个博士对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还真的了解不够。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在经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须明白，经济增长减速是正常的。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局，势必引发全球各种适应和不适应，所谓的百年大变局无非是中国重新崛起之后，在下一个周期的经济发展、国际治理中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关键，是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引擎以及经济治理需要的制度框架都不同于过去40年，中国需要在改革和制度建设层面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跨越所谓“中等陷阱”的关键。而这些社会治理方面的重大改进，没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参与，难以想象。

如果是认为文科生“话多”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这种观点背后潜藏的政策建议则更为可怕。公共选择学派的著名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指出：“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

深以为然。一个国家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恐怕最终要看人文素养的提升，以及社会治理的文明程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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