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谁都无法否认中国证券市场1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即使到了今天，恐怕谁都承认，左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更多缘自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态度和政策。因此，单纯用牛市、熊市来概括政券市场的表现都是不确切的。

　　从缺位、错位到归位在过去的10年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经历了观望、控制到积极扶植的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在市场监管上，政府也被认为走过了从缺位、错位到归位的曲折道路。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建立。当时，关于股份制的讨论还硝烟未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未确立，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立足于“试验”，时刻面临着搞不好“关了就是”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政府基本上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证券市场基本上是在政府推动下运作的。

　　1992年“8.10”事件引发了深圳的一场动荡。其后，政府成立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中国证券委和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国证监会。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还远未到位，而且一些必要的法律、法规没有制订，或者带有浓郁的行政色彩。

　　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使政府充分认识到强化监管的必要，但却出现了明显的监管“错位”。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力被大大强化，交易所成了附庸，本应由交易所和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也由政府越俎代疱，并且本应将保证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维护投资者权益作为监管目标的主管部门，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围着股价指数转：1997年5月，为打压股指，曾连下几道“红牌”；同年10月后，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又转向以拉抬股价指数为主。主管部门控制了股票从发行到上市的全过程。

　　直到1999年，监管部门才开始回归到应扮演的角色上。

　　缺位的后果，是市场监管体系的缺失，导致市场运行机制紊乱；错位的后果，则是市场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从而大大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专家韩治国认为，对10年证券市场的发展总体上不能评价过高，因为它还不能发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其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下。

　　有形之手摆布市场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股市频频上演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戏景。据统计，近10年全球股市波动幅度最大的就是沪深股市。

　　有分析家说，中国的股市是资金推动的市场，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联度不大。政策的松紧带来的是资金供给的宽裕和紧张。

　　1992年“南巡讲话”后，证券市场终于可以“大胆地试”了。5月21日，政府取消了部分个股的涨跌幅限制，当日沪综指便从617点窜到了1266点，涨幅为105%，创造了不少个股涨幅为200%甚至500%的神话。11月17日至1993年2月16日，短短3个月里，由于大量投资基金的入市，股指更是上涨了304%。

　　1994年7月，在历经15个月的漫漫旅途后，证监会推出券商可以融资、新股停发、成立中外合作基金三大救市政策，在此后的一个半月里，股指上涨了223%。

　　1996年1月23日至12月11日，政府进一步支持股市发展，银行开始降息，股指上涨了145%。随后，可能政府认为股市投机气氛渐浓，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的股票市场》文章，明确指出政府不托市。股市随即开始暴跌，13天内跌幅达31%。

　　邓小平去世后，为稳定大局，政策开始支持股市，仅3个月时间，指数上涨了74%。而此时政府又认为投机心态较重，于是在一个月内连下12道“红牌”打压，并严禁国有企业、有国控股企业，银行资金入市炒作股票，拉开了其后两年熊市的帷幕。

　　熊市过后，政府可能又认识到证券市场能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在银行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下，股市成为一个较好的融资场所，能在国企“脱困解贫”中发挥积极作用，于是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开始大力支持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此上市公司又能炒股了，银行也能为证券公司融资了。

　　尽管去年由网络股带动的“5.19”行情本身带有很大的概念炒作成分，但却被政府认定为“恢复性”上涨。由此，中国股市上演了直至今日的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

　　“政策市”看来无法结束尽管从今年开始，证券监管部门逐渐明晰自身的定位，将市场化、国际化作为证券市场的未来取向，废止了许多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方式和手段，调整了证券监管的体系结构，并保证只监管、只充当裁判员，市场的事情市场自行解决，但有专家认为，证券市场最基本的问题即类别股份和定向为国企服务问题解决不了，证券市场的市场化企图就不可能实现。

　　专家们说，证券市场的融资、资源配置与制度创新功能应该是并重的。实际上，在中国的企业普遍患有“上市饥饿症”的情况下，无论政策和措施怎么支持，证券市场所要解决的仍是如何做大市场融资功能的问题。

　　专家们还认为，在一向是资金推动的中国证券市场里，单纯或主要的扩容目的将使政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在没有基本面配合的市场里，加速扩容必须政策利好尤其是资金供应充足；缺乏基本面支持，则会形成巨大的泡沫，加剧市场风险。尽管著名经济学家王国刚认为资本市场不能调控、只能监管，但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它所要做的仍将主要是调控。

　　因此，除非融资功能不再重要，或者上市公司基本面有了成倍的好转，中国的证券市场仍将在较长时间内表现为“政策市”。无论监管部门从台前退到幕后，政策是明显还是隐晦，这个事实恐怕都无法改变。(特约记者王庆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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