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回首股市十年发展历程
弹指一挥间，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回顾开始的岁月，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当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回忆证券市场刚刚启动的那段岁月时，深有感触的说，理论禁区的突破、观念的转化和认识的统一对于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来说是首要的问题。这也是证券市场十年发展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纽约交易所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来历
如果为新中国证券市场写大事记的话，以下的几件事是不可能被忽略的：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1982年深圳宝安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三年的股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组建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部组建一批证券公司。在深沪交易所诞生之前，新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漫漫十年的萌芽期。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新生市场的最初发展。1986年的一天，美国证券代表团来京召开研讨会，对新中国刚刚启动的股票市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寻找一张股票带回美国。刘鸿儒回忆道，当时我拿来天桥商场股票一看，定期、定息加分红，严格地说不能算作是股票，只好紧急打电话给上海市人民银行，送来了由1984年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由于相对比较规范，将其送给了美国人，于是在美国纽约交易所的展览柜台里有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从自发发行股票到分散交易，五年的光阴过去，直至1985年以紧缩银根和社会乱集资现象为导火索，国务院开始关注资本市场建设，经过组织研究，4月，一份建议集体企业、国营小企业采取股份制经济形式的研究报告摆上了国务院的办公桌。其后，1988年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试点，然而深圳市场推出的深圳发展银行和万科公司的股票却发不出去，不过事态很快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1990年5月，“股票热”烈火熊熊燃起，优厚的分红派息方案以及发行数额供不应求，勾起了人们的股票发财梦。盲目抢购之风盛行，交易场所人山人海，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刘鸿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实地调查时的热闹场面。
自发分散交易带来的弊病已经显露无疑，缺乏法律规范管理，透明度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对社会安定已经造成不良影响，局面已经发展到了是取缔还是规范发展的选择关头。
江泽民作出指示：保留试点，暂不扩大
深圳股票热有人暴富，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刘鸿儒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圳、上海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同时传来了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应当取消股票交易的声音。1990年11月，深圳市、珠海市举办十周年庆典，江泽民带领各部门领导出席。此次他是带着问题而来，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同刘鸿儒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临下飞机江泽民同志作出指示：上海、深圳两个试验点要保留，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中国的股票市场度过了一次劫难。
此后，劫后余生的股票市场振作精神，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诞生，从此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交易的时代，标志着证券市场由自发分散走向集中统一规范发行和交易的新时代。刘鸿儒告诉记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然而有关证券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困扰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由于风险大、争议大，证券市场基本处于维持状态。直至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姓氏争论才得以冰释。
8·10事件引发紧急成立证监会
刘鸿儒回忆道，1992年2月后，在国务院的指示下，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地发展起来，出现了新一轮股票热。是年8月11日，深圳发生了“8·10事件“，国务院紧急做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另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定执行。
至今，刘鸿儒对决定其命运的那一次谈话仍记忆犹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找到刘鸿儒，说出了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的决定。此时，刘鸿儒已经从事了12年的金融改革，从90年起开始集中全力研究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责无旁贷。10月，刘鸿儒走马上任，开始创建证监会的工作。
刘鸿儒在证监会有一段名言：股票市场价格猛涨，上边担心有意见；股价猛跌，下边有意见；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证券监管部门要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锻炼，冷静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在防范风险和发展中去探索道路。
刘鸿儒告诉记者，在他看来，第一届证监会从事的是开创性的工作，任务是开荒，打地基建轨道。基础工作十分重要，不能路没修好就盲目开快车。
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上任伊始，由于股市规模发展受到限制，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强化规范、防范风险上，当然救火工作也没少做。目标很明确，把市场风险降低到最小。先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炉，后是《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提起此事，刘鸿儒认为，这是他担任证监会主席的主要贡献之一。
刘鸿儒告诉记者，深圳“8·10”事件实际上是由技术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安定。为了改革股票发行方式，他曾专程到香港取经，在北京燕莎写字楼与台湾同行详谈了两个整天，当时，曾想采用香港的办法，采用个人认购，预先缴款，锁定认购款，但是由于银行做不到，未能实施。最后采纳了台湾的办法，无限量发行、先发行认购表、抽签决定，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1993年7月青岛啤酒[微博]首次采用新的发行方式发行股票，证监会派出了20多人的实地考察组，结果中签率很低，但发行过程稳定。刘鸿儒说，尽管当时知道采取这种办法造成了人力和纸张的浪费，但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只好为之。以后，股票发行改革为存款单方式，再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网上发行，在股票发行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是花了成本的，可是求得了社会的安定。
刘鸿儒说，防范风险有一个进化过程，完全杜绝风险不可能，要在解决市场遇到的问题中不断修改完善法规。证券市场十年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只有依法治市，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使市场健康发展，才能使不同方面的利益冲突得到平衡。
刘鸿儒说，我在证监会有一句名言，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稳定的基石。担任证监会主席以后，刘鸿儒曾经对各国股灾进行过研究，以印尼为例，起初印尼的证券市场由于环境优越，吸引了大批的外国投资者，但是一年以后，就是由于一家上市公司披露虚假财务信息，使得外国投资者对该市场失去了信心，最终撤走资金，市场一落千丈。
证券市场就像一座百货大楼，如果卖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再辉煌的万丈高楼，早晚也要倒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证券市场都是垮在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上。刘鸿儒这样告诉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他主持建立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同时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特定历史阶段遗留的特殊问题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刘鸿儒曾经在苏联专心学习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论述中他找到答案，即股份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可以导向共产主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利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特征的证券市场。
于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阶段，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成为许多政策措施的出发点。1993年11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应由国家独资经营，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与此相联系，在股份制试点中内部议定了，国有股必须达到控制程度，个人股实际占比在40%以下，由此，证券市场出现了特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现象。当记者问及对此问题的看法时，刘鸿儒说，证券市场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正像搞市场经济一样，开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的确给以后的发展留下了历史包袱。
该问题直到十五大，中央明确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国有经济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将国有股减持摆上了日程。发行额度控制的管理模式同样体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刘鸿儒告诉记者，当时要求上市的公司特别多，同时国家计委从控制证券市场发展规模、控制计划外投资建设的角度，要求上市公司要有一定的额度控制，起初并没有将额度分派给各省区，由于出现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采用了给各省发放上市额度的办法。这个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2年刘鸿儒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阐述股市的三大作用：低成本融资、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往进行的结构调整大多是增量调节，而证券市场可以促进存量的调整。从两交易所成立，证券市场十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至今这些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证监会担任主席不到三年，刘鸿儒得了个“刘头"的称号，多年过去，至今他依然保持了专家式的作风。(记者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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