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名字叫刘鸿儒，您父母给您起名时，是不是希望您成为一代鸿儒。

　　答：这我不太清楚，这是我祖父给起的，也许有这个愿望我不知道。

　　问：您对这个儒字怎么理解？

　　答：对这个儒字我没研究过，没研究名字也没研究儒学，但后来步入教学研究这个领域这是客观形势发展走到这一步了，并不是事先预计好了的。

　　问：那您觉得儒字与股市有何相通或相背之处。

　　答：没有联系过，也没研究过。

　　问：您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股市没有建立之前，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股市的？

　　答：我在人民银行从80年做副行长做了10年，到90年前10年主要是搞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和银行的改革，90年代这10年，主要是重点搞证券市场的改革，那么在银行的10搞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的时候考虑到金融市场较复杂，特别是证券市场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风险也较大，要求管理水平也较高，所以就把它放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中，先搞银行改革，第二步再做金融市场改革，而金融市场里面，从86年开始就搞借市场改革当时叫资金市场而股票市场又往后移了，这是因为我们条件不具备认识理论都跟不上，所带来的。

　　问：那时候在您开始关心股市的时候或者把它放后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90年代之前，当时的人对这股市是怎么看的？

　　答：当时是这样，我们的股份公司就现在查的资料来看80年代出就有了，但基本上都是自发的，都是集体小企业，没有国有大型企业都是自发的，又没有法规，因此，也不规范，发的股票也不规范，1986年美国证券业代表团在中国开国际金融研讨会的时候，邓小平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团那么他们纽约交易所的主席向我要一张股票当时我就找了北京天桥商场的股票拿来一看就不像规范的股票他又有洪利，又有利息那么又像债券，又像股票，那就不太像股票，所以就找上海，上海就送来一张股票就是飞乐音响这张股票比较规范所以就送给美国了，现在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摆着的第一张股票就是这张股票这就说明股份公司和股票的发行都是一种自发的没有法律规范的，包括股票的形式都不是规范的股票市场的交换是1986年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了几个窗口交换，当时很多人都去参观，觉得这是新鲜玩意儿，就是他交换的实际上是三个窗口叫牌买卖，就是有人买有人卖，他登记一下他代理买卖，在黑板上写下买入价卖出价，很原始但是震动了各个方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股票市场太敏感，国际上也敏感中国人也很敏感，所以那时候人们对股票市场和股份公司缺乏了解，因为很多人认为股票市场是很危险的地方，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是个投机的地方，国民党那时候不是有个股票上海交易所所以对股票的理解很幼稚，很简单，没有看成一个投资场所但从我们业内人士，来看，肯定资本市场要发展的，但需要创造条件，认识的条件法律的条件，人才的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环境这个条件必须要具备才行，所以才有意识的往后放。

　　问：当时反对的声音是因为什么原因？

　　答：当时真正要起来反对是90年，因为90年深圳出现了股票市场热，深圳5月就出现了股票市场热，深圳3个窗口，交易突然就热起来了，热起来后，股票的价格猛涨，在这时，人们就开始议论，有人反对，有人觉着应该实践，反对这个股票实验主要是说这个是不是搞私有制要私人进入股份公司，而且买卖股票，但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姓"资"姓"社"的问题也说了另外一个问题，市场风险等等，大家也担心有了股票赚了钱高高兴兴，赚不到钱闹事找政府，这类的问题也有，但实质问题还是性"资"姓"社"的问题。

　　问：您曾经说过，在您任证监委第一任主席的时候，您就作好了一种打算，觉得这个职位干不长，或说任何人都是干不久的，您当时就作出退的打算了吗？

　　答：这个股票市场开头让我来做时，我就跟领导说因为让我出山来这个建立中国证券会，那么在这个之前我是研究推进做了很多工作的，包括90年我作为国务院工作小组组长下去做了几次调查，3次调查，做了大量的调查推动工作，那么成立证券会的时候，92年，因为深圳出现8.10事件以后，看来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加强监管的机构，集中统一监管，所以还是决定成立一个中国证券会，那么这时动员我出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说过这个话，我说这件事是火山口上的事，这个很难做，更很难做长，主要的是说我们没有经验，社会承受力差，承受力较低，各方面的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都不好，因此做起来难度很大，主要的问题是认识差距特别大，究竟是姓"资"姓"社"，能否私有化，这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再加上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事情。我说过这样的话，做股票价格上涨上，上面的有关部门一定是担心的，怕涨的过猛，易跌出事，股票市场价格猛跌的话，下面老百姓有意见，被套牢了，如果不涨不跌，不象个市场，所有人都有意见，这个事情肯定是各个方面的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成形的经验可以供参考，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建立一个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理论，那当然认识就千奇百怪。

　　问：但是您当时考虑过美国、英国，也考虑过香港，在美国模式，英国模式，香港模式之间，最终咱们的股票市场选择了香港模式，您觉得为什么？

　　答：我们到不是股票市场选择了香港模式，而是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美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它独立于政府之外相当于中尖银行一样的证券监督体系，英国的就是当时是自立监管的为主，政府监管力量不是很强，香港的介于它们之间，它的监管组织执行政府职能进行监管而不在政府里头呢，他说主要的是证券会需要一批专家，专家待遇要高，你放到公务员系列里头，待遇不能高，待遇不高呢，就不能把专家吸引过来，他说主要是这个原因。

　　问：您坐在火山口上那么多年，您有没有炼就一身象孙悟空一样的金刚不坏之身？

　　答：这个到没这么大本事，但是在火山口上遇到各方面的矛盾的了，各种议论批评，甚至攻击，这都遇到多了，那么经验就好了，自己的承受力也就增强了，在各种压力之下自己一方面听取好的建议，自己清醒一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不要出问题，另一方面坚定改革的信心，这种路就是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证券这条路我一定要开辟出来，而且把它完善起来，我原来说的开荒铺路建轨道，然后才能走高速列车，这个开荒辅路建轨道的过程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就是人家不了解，然后，慢慢了解的过程，甚至有人反对慢慢的同情支持的过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你呢要坚定信心，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动摇或放慢速度，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场面。

　　问：您的性格坚强吗？

　　答：不敢说坚强，但在磨练中承受力增强了。

　　问：刚才您提到几个概念,开荒您是锄头吗？铺路,你是铁轨吗？

　　答：我们是大军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大军靠大家建设，不是一个人。

　　问：您看了这个第一线这种如火如荼的场面包括铺路，您觉得失落吗？

　　答：没有，我觉得我开了荒了，铺了路了，打了基础了，别人在这个基础上能开快车，我是一种愉快、是幸福、是享受，因为人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人只能做一段，这是接力赛跑，接力赛跑要把自己这段跑好，为后一段别人接力跑打下基础，创造条件，这就是成功。

　　问：这有一个概念就是您开荒铺路后，别人车开起来时，您是上车去享受还是站在路边看着他们？

　　答：不，我还是帮助他们把车开好，不干扰，但要支持他们把车开好。

　　问：说到干扰的话，我看资料里曾经上市公司的价格，您曾说过政府不应该管上市公司的价格，那当时不管价格，您怕不怕乱？

　　答：这个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市场化水平首要的标志是价格要放开，如果管价格，就是没有真正的市场，那么把价格放开以后，把透明度搞高了，提高了透明度，法律环境具备了，那由投资者去选择买还是不买，你要是管了价格，那市场就依赖政府了，政府定的价，我亏损了、赔了，政府是不是要负责，涉及到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股票市场一定是政府负责法律健全监管强化，透明度要高，然后给投资者去选择，不要把责任拦到自己身上。价格由我定，低了我往外抬，高了往下压，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方向，过度一段不是不可以，临时采取点措施，长远来说是不行的。

　　问：刚才您提到关于透明的问题，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阳光，您认为阳光是什么？

　　答：西方证券市场流行一句很好的语言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因为透明了以后一切猫腻就很难出现了，另外股票市场是这样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广大投资者他不能直接接触企业，一个企业的股票是几万个股东，这几万个股东对企业不了解，他没办法到企业去了解，那么他要怎么办来选择呢？全靠你的透明，你把企业的全部情况告诉投资者买或不买，透明后搞内幕交易的、搞阴谋的他也就缩小了生存余地。

　　问：您恨那些搞阴谋的人吗？

　　答：那当然是违纪违法都应该恨，但事物是这样的，市场要发展，他必须有负面的东西，特别是不成熟的市场，我们这个市场是个不成熟的市场，是一个新型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他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他也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定法规，不断完善法规，才走到今天，现在他也有这些问题，内幕交易啦、坐庄啦，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包括美国也存在，就是程度不同，不成熟的市场问题大一点，但这个是个过程。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通过不断强化监管，这个问题就要缩小，但你把他管住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他要不断地打"擦边球"，金融业的发展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你监督严了，他来一个新的衍生工具，你监督不着了，等你又来健全法规了把新的衍生工具管住了，他又来一个新的衍生工具，他也是个发展过程，也是个法律健全过程，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辨证来看。但是这种事情是通过不断的完善法规、加强监管不断的解决，解决旧的可能还要出现新的问题，那你这个监管不能放松。

　　问：那您觉得"擦边球"最基本的动因是什么？

　　答：利益冲突。因为市场就是利益关系，谁也不能躲避这一关系。

　　问：当年朱熔基总理请您出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

　　答：92年8.10事件以后。

　　问：当时他是怎么跟您说的，或者说当时他是什么表情？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答：因为810事件出现以后，需要强化监管力量，总得有人出来，熟悉一些情况的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来做这个工作，我是因为几十年的银行工作，90年又带着国务院的工作组去作了三次调查，所以人们都认为我熟悉，找一个熟悉的人上手不是快一点吗，我想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知道有风险，但是后来想一想，因为我20年来一直主管金融改革的，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因此再有一个新的进一步的改革，对于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也是一个高兴的事情。想一想自己谨慎去做吧！

　　问：刺激吗？

　　答：这个无所谓刺激不刺激，就是说每天都有压力，每天都有新事情，每天都有新问题。

　　问：您的老伴为您担心吗？

　　答：大家都担心，社会上的大家都担心，因为这个新的事情风险这么大，大家都为之担心。

　　问：为了避免风险，我看资料说您曾经主持研究1929-1933年美国股灾，您对股灾恐惧还是害怕？

　　答：因为确定我当证监会主席的时候，我就找海外的朋友，特别是香港和台湾的朋友帮助我收集了全球29年、33年以来的历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出现的股灾，然后找他们座谈、了解、看资料，我整理了一个东西，就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那么，92年末成立了证监会，93年初在天津开了一个证券业的大会，我就作了这一个报告，大家对股票很热的时候，对风险意识比较差的时候，我就发表了这么一个演讲，而这个工作报告是我工作几十年来花的心血、花的力量最多的一个，而且都是我亲手写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给大家讲股票市场的风险，然后怎么管理，从借鉴各国际的经验来看，风险是难免的，这个是不可能杜绝的，问题是我们能早一点预测到，及时采取措施来防范，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问：当您去研究这么多股灾时，这些风险会不会一阵一阵撞击您自己，您觉得恐惧或是担心？

　　答：担心是有的，恐惧不恐惧。为什么不恐惧呢，因为我研究了各国家后，得出一个结论来，风险是必然存在的，这个市场它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和负作用是同时存在的，不可能就有一面。那么负作用主要是风险，出了风险及时处理这个风险，然后加强法规建设，提高人才素质，这样就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问：您整理这些资料，包括您这些研究，在后来的比如说在证券监管规则里或证券法里，有没有条文上的体现？

　　答：成立证监会以后，首先一个任务就是立法。因为当时没有证券法也没有公司法，必须得有证券法规，搞了一个"证券股票发行与管理条例"，这个条例里面体现了这些内容，也就是说体现了各个国家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教训，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经验教训，有嘛也很少、很局部的，所以应该说是体现了各个国家的管理经验。

　　问：中国股市十年，回顾这十年，您觉得这十年意味着什么？

　　答：十年了，意味着首要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建立股票市场，回答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证券市场的道路，应该说，这条基本要求实现了，肯定下来了。因为90年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时候，有的同志甚至主张取消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试验，江泽民同志在经济特区十周年大庆的时候作的调查研究，在从广州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找我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很多问题。我就说了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证券市场的道路来，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来作到这一步，但是事情一定要看到发展有个过程，不要因为出点偏差就带政治帽子，那么大家都不敢作了。比如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是搞私有化。这样一做，大家就不好作了。我向江泽民同志讲了"您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去搞个私有化，要闯出中国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回头一看，经历了交易所建立的十年，当然交易所建立以前也有股票市场，这十年是集中交易，这十年的经验证明了我们有这个能力闯出自己的道路来，我们股票成了规模了，上市公司一千多家了，法律体系也有了，监管体系也有了，投资队伍也有了，人才队伍也有了，市值也扩大了。

　　问：当您听到这个市值，比方说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市值和最初建立交易所的时候市值到底相差多少倍，或说某一天，刚开始上市的时候，这个市场规模以及它的市值头一年30倍而之后的十年发现是百倍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

　　答：现在的市值当然过去的比例很高了，最初，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记不清楚了，跟现在比当然是几十倍、几百倍，这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证券市场、股票市场。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的特点：发展快，规模大，是在发展中归还，在归还中发展，一面归还一面发展，增长的速度很快。他反应了社会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应该这么说。01.39.20.17

　　问：刚开始建立证券会，你出任主席，最初在保立大厦，您走入办公室时在想什么？

　　答：我们当时因为没有办公楼，原来国务院没有这个机构，这是个新机构，新建立人啊什么都是现凑的，那么没有办公楼就在保立大厦租一层，然后我们进了这层楼，大家就议论，大家各方汇拢来的人才都不顾一切条件，什么住房啊、待遇啊，大家都不讲，就一条，在中国我们是开荒者，一定要艰苦奋斗，镇定不移，把这条路开出来，当时心非常急，大家观念非常集中。

　　问：在保立大厦开荒和在北大荒开荒是一码事吗？

　　答：这个事是性质不同没法比，这不是开荒种土地，而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市场，要理论上的突破、观念上的转化，人文的教育、法制的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它是个系统工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它是市场经济里面最敏感、最复杂的一部分，这个难度大一些。

　　问：当一切都是零的时候，您怎么把1加上去的，怎么把1变成2，2生4，4生8？

　　答：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调动队伍的积极性，依靠社会的知识力量来集中大家的智慧来发展我们的股票市场。你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困难的，因为新生的东西一面作一面大家研究，一面听各方面的建议，也听海外的国外朋友的建议，这样才能很快的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干过的事情、不了解的事情、不懂的事情，你只能走这条路，因此这个要往前发展，每走一步，每加个1，加个2也好，都靠集体的智慧，靠坚定不移的信念，就靠这个。

　　问：建立股票市场调度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您觉得有潜在的投资需求在前，作为前提，然后孕育一个股票市场，还是由于生产了股票市场，而调动了大家的投资热情？

　　答：首先是有投资潜力，因为人们收入水平高了以后，他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以外，他就要转化投资了，以前我在银行作过一次储蓄存款的调查，开过一次研究会议，大家得出的结论当时人们的收入能够积攒的钱顶多是买大件、给孩子准备结婚、养老啊，准备投资的量很小，只是短期消费和长期消费的观念，没有投资概念，那么到90年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就有了投资需求，就是钱多了，光靠银行存款这条路不满足我，银行存款安全但收入低，我还有风险但收入高的渠道这个投资需要，这是一个前提，但光有前提还不够，有了股票市场大家一看股票市场办得比较扎实，而且前景美好，他对股票市场有信心了，因此又调动他的积极性来进入股票市场的投资，否则他在旁边看，他也不会投入的。

　　问：您在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期间，以及您在作证监会主席期间您有没有研究过格林斯潘？

　　答：格林斯潘是以后上任的，我在作人民银行副行长期间(80年开始)主要打交道对象是沃可，就是格林斯潘的前任，他们是一样的，搞宏观经济调空的，他的每句话、每个对策对美国甚至全球的市场都有影响，与他的接触，与格林斯潘也是类似，都是很宏观经济方面，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都是很有才华的人。

　　问：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和他们相比？

　　答：没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问：在一个制度不同的国家里面，同样从事这种宏观金融调控，您觉得他难还是你难？

　　答：各有各的难处，他市场经济发达了以后，变动因素预测难度比较大，我们是计划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期间，有计划经济部分也有市场经济的部分，政府又离不开，政府干预多了又有很多因素难预测，这里交叉在一起，这是我们的难处。

　　问：二板的前提是什么?

　　答：二板市场主要对于成长型科技含量大的这些企业为对象，这要是民营企业，因为主板市场没有限制民营企业参加，实际民营企业已经介入了，我作证鉴会主席也有企业介入，但是毕竟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很重，所以二板是给那些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市场环境，融资的环境。他的前提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门槛是降低了，资本量、营业记录、利润都比主板市场的标准降低了，但他有一个重要条件，一定成长性强，就是他未来发展前景好。

　　问：怎么来判断？

　　答：这就是靠市场、靠专家、大家来研究，一个投资者，你的企业又小、利润又低、风险又大，我为什么买你，我一定是看你有前景，所以看你前景好，我才买，宁可承担风险，要非常注意这一条。如果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企业可以小，门槛可以降低谁都可以进来炒一把，这个市场就没有前途，现在的利润要求不高，现在的经营状况，要求不是很高，未来的前景一定要好，离开他就谈不到二板市场的未来。

　　问：现在市场上有包装上市,您对包装这两个字怎么看？

　　答：包装上市本来是个重组概念，是个业务术语，就是说不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就需要把他重组一下，有的不能进上市公司的，那就拉出去，比如非盈利性的学校、医院，我们组织都把他拉出去，有些属于主营业的部分把他集中起来组织成一个公司就重组，这样包装这本是一个好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给投资者一个好的企业、有前景的企业，他才能去买，但在作的当中就有一部分走了弯路了，就扭曲了，就不是按着我说的这种作法，可能是有些虚假作法，或者说不真实的作法，这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现在加强严格审查也是能解决的。

　　问：我们这六集片子总标题叫"代价",您觉得做为您个人做为开荒者在证券市场上,您个人代价大不大,这个代价你觉得值不值？

　　答：从整体社会来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头，股票市场更是更为复杂，更为风险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是要花代价的，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要花代价的股票市场体系更要花代价，所以花代价是必然的。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你开创了一条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建立股票市场，而且给社会经济发展低成本的筹集资金，为企业的机制转换、结构的调整、资产的优化组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应该说，值得的吧。

　　问：刚才说到融资的问题,现在广大的中小散户有一种认识觉得由某国企或上市公司,他们最经常提起两个字圈钱,您对圈钱反不反感？

　　答：社会上说的这个语言是指上市公司不讲质量，募集资金以后不按招股说明书的用途去发展企业本身，换句话说，对广大投资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表现当然是不好的，应该是大家都反感的，不能拿了钱就走那么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保护呢，而且你真正股票市场融资的目的是推动企业发展、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没有达到，所以不止是反感，应该是反对的，这个意义上的圈前如果正常的融资这是应该支持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问：您对未来的十年或说未来的中国股市,怎么预大市？

　　答：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是有个大的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就是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市场结构除主板以外创业板也要大发展，我们的机构投资者开放式基金要有大发展，适值在GTP的比例还要提高，监管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律还要进一步完善，而且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一个阶段还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的道路，同国际接轨，要加快进度。另外，外资要进来，我们要走出去，到外面上市的企业要增多，外面的企业要进来，外面的公司也要进来，这样国际化的速度要加快，应该说是个大发展的阶段，进一步走向成熟的阶段，进一步走入国际化的阶段。

　　问：您目前离开证监会主席之后,您目前的生活包括节奏比以前放慢还是加快？

　　答：应该说证鉴会的工作不作了，现在我主要作教授，另外，政协经济委员会我作副主任作一些调查研究，还有一些学术活动、咨询顾问这一类的社会活动多了，各种社会团体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量也很大，也挺忙，但是压力很小，当证鉴会主席压力大，这没什么压力就是忙，就是到处跑。

　　问：是不是离开证监会主席这个职位以后,你现在感到很惬意.

　　答：轻松多了，轻松自在。

　　问：还有担扰吗？

　　答：这个就和那时不一样了，顶多是从关心这个角度担忧吧，无官一身轻。（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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