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风云十年 最赚钱的究竟是谁?(一)

2000年12月15日 09:20  羊城晚报 

  80年代,谁想到中国会有股市。

  时光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

  两名中国青年悄然来到东京证券交易所,他们受政府委派来此学习证券管理。

  在这个当时排名世界第二的证交所,日日间多少达官显要、金融大亨进进出出,没有人注意两名普通中国青年的莅临。但是,敏锐的日本媒体却嗅出了个中异乎寻常的意味: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学习最资本主义的东西了!

  于是,两名中国青年在东京证交所学习的大幅照片占据了《朝日新闻》显要版面。但是,当天报道的标题上却也写下了大大的疑问:在资本主义中枢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难怪日本媒介有如此疑问,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不要说没有证券交易所、股票,许多人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些玩意儿。但仅仅十几年间,中国不仅有了股票、证交所,且上市公司突破了1000家,达到1160多家,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

  以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为标志,中国正规的股票市场仅有10年历史,但却走过了国外股市一二百年所走过的历程。

  请看这一组数字: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业时,仅有一只股票挂牌交易,第二年挂牌的股票也只有六只;而到2000年11月底,在深交所挂牌的股票便达555只;

  1991年全年深交所的成交金额只有35亿元,而今年一天的成交额便是那时一年的二三倍甚至10倍多;

  1991年深交所全年的印花税仅1100万元,而今年前11月便达到222亿元;

  深交所的各项指标在全国证券市场中大约占44-48%的规模,加上上交所,以上数字将更令人振奋。

  直到1992年,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了第一家证券交易部,而今天,不仅内地的大中城市,连雪域高原的拉萨都有了证券部,遍布全国的证券部则达到2600多家。

  如今,在深沪股市开户的股民达5500多万。按照今年的交易额平均水平算,只要两个交易所开市一天,国家便可从中收取2个多亿的印花税。

  截至12月8日,深沪证交所的股票总市值已达到约占全国GDP50%的水平,流通市值也超过了1.5万亿元。这意味着股票市场不仅成为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正在成为国民财富的聚集地。

  饮头啖汤,想不发财都难

  且说当年两个在东京证交所留学的青年中,一位后来做了深交所的副总经理、法人代表,他便是禹国刚。

  而在首都北京,几乎与禹留学日本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年轻人便提出了创办证券交易所的设想。

  至80年代末,几位受了华尔街洋风熏陶的归国青年聚集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业内仍习惯简称其联办)的旗下,探索创办中国股市之路,其中的骨干周小川、高西庆便是现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副主席。

  彼时,几位归国青年斗胆向高层递交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提出创办股市的正式文件。

  那年头人们的观念还受着“左”的东西桎梏,做什么事都要先问问姓“社”还是姓“资”。所以,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办股市,理论界和政府高层都有很大争议。而国外经济学界则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办股市的条件,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当时都认为,在中国搞股份制可以,但要办证交所则需25年后。他断言,中国如果办证券市场,那只能是个“早产儿”。

  直到证交所开办多年后,人们仍在为该不该办股市争论不休。

  至今,回忆起创办深交所的艰辛,禹国刚仍感慨万千,缺少专业人才和客观条件方面的压力还在其次,更主要是政策上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阻力掣肘,常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好在小平同志1992年初针对股市发了话,“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也有人理解,小平同志说的是允许试,说明这办股市对不对,国家领导人心里都没有底。

  争论归争论,中国的股市还是踉踉跄跄地起步了。在深沪证交所正式开业之前,两地都已有了证券交易部,于今看来,那可以说是中国股市的摆地摊时代。

  先是发行股票。深圳上海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股票没人要。如今已赫赫有名的深发展(股票代码0001),最初发行1000万元的股票,全行上下齐出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推销出去了一半。

  “又是集资,国库券买了不少了!”见着花花绿绿的股票,人们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有段时间,推销股票者把摊摆在了卖茄子辣椒的菜市场,但问津者寥寥。

  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按单位分配指标。于是,在深圳便有了党员干部带头买“爱国”股票的事,而当时带头响应党号召的人后来不少成了几十万乃至百万元户。

  曾因“逼宫”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沪市上市公司申华实业(现更名为华晨集团,股票代码600653)的原董事长瞿建国,当初公司发行股票后迟迟不能上市,有些人闹着要退股票,被缠得实在没办法,他只好动员妻子凑钱买下部分别人退回的公司股票。后来,他为上市的事数次到证券部(当时无证交所,股票在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证券公司的人说:“你是公司老总,帮我们完成点指标,买些股票认购证吧。”不容分说,便填表给了瞿建国1000张认购证。

  瞿想想自己公司有那么多人,好赖总能推销出去,再说,以后公司股票上市,还要求着别人呢。

  可是,1000张认购证,任怎么动员,在公司里也只销出去不到300张。瞿只好提着一包认购证去退。

  “什么?你拿都拿回去了,怎么好退?不好退的。就算给上海的福利事业做点贡献吧。”

  万般无奈的瞿建国吃不了兜着走,只好四处告贷自己把一堆“包袱”背回了家。殊料,30元一张的认购证,后来在上海摊上炒到了一万多一张,仅此一项,瞿就“被迫”发了500万元财。后来,申华实业上市,股票全额流通,瞿建国名下的股票市值达2000多万元。

  当初在深圳的机关里,买股票者被人们视为傻瓜。倒是最先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一些农民,认定跟党走没错,一万两万地买股票,又喝了头啖汤发了大财。

  一位四川农民,小学也仅上了几年,托改革开放的福赚了些钱。听说深圳发行股票,钱往麻袋一装就来了。到了证券部,一捆一捆的10元钱往柜台上一扔:

  “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

  “不知道。”“那怎么卖给你呀?”

  “那就捡最便宜的买吧。”

  于是,买了6万多元钱的深安达股票。当时深安达的股价只有3元左右。谁知后来炒到26元一股,这一下,这个农民便成了百万富翁。后来这个农民专职于炒股,成为千万富翁,还带动起家乡一批农民投资于股市,成了股市里的“农民支队”,这是后话。

  淘金者没发,卖牛仔裤者发了

  股市创造的神话和财富的示范效应吸引着渴望迅速致富的人们蜂拥而至。投资于股市的人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1991年在深交所开户的投资者仅有26万,翌年突破100万,仅四年后即1996年便突破1000万大关。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多少人梦想成真,又有多少人如梦方醒。

  然而,由于高层对股市认识的不统一,更由于法规建设的严重滞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股市一直像个政策指挥捧下无所适从的孩子。股指跌了,管理层怕,股指涨了,管理层也怕。一段时间,深圳的股指上下涨跌幅度规定在0.5%之间,以至于在世界股市交易史上创造了罕见的零成交记录。

  长时期以来,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一直被人们所诟病。在本月初中国上市公司成果博览会的专题研讨会上,现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坦陈,监管部门十年来也经过了艰苦的探索,逐渐体会到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监管部门终于明白自己的主要职责了,这就是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但是,不管经历了多少坎坷曲折,正如长期关注、研究股票市场的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博士日前对股市的评价: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

  寥寥数语,恐怕只有业内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分量。

  再看一组数字:

  截止12月8日,深沪股市发行总股本达3400多亿股,总流通股本达1200多亿股;

  截止今年11月底,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筹资总额达4834亿元;

  10年来,深沪股市上缴的印花税约1500亿元;

  10年来,深沪股市扣除的交易手续费约1200亿元以上。

  上市公司筹资额加上印花税和交易手续费,总额达7700亿元以上,而这都是从投资者荷包里拿出来的。可以说,国家一分钱未出,仅仅开办了两个市场,便延揽了近7700亿元的建设资金。

  77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199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多,相当于1990年国债的38倍多。

  无庸讳言,创办股市10年,国家是最大的赢家。

  深沪证交所的设立,无疑为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的开发提供了宝贵资金。早些年,印花税分成地方拿大头,印花税收入一度占了深圳和上海当年财政收入的1/5和1/6。再加上交易所的会员费等,收入更为可观。通过股市这个管道,全国的建设资金源源流入两个大特区。

  而围绕着股市,近年来则形成了一个新型的证券产业:从电信通讯到电脑行情接收,到各证券部、媒体、股评、投资者等。专为股市提供信息资讯服务的软件、资讯公司问世了;专业的证券研究、投资顾问也诞生了;专职报道股市新闻资讯的媒体也雨后春笋般涌现。

  到报摊上看看,就数证券报刊价定得高,但一样销得掉。一些名气大的股评人士办报告会,门票高达几百元一张,照样有人听;有牌照的咨询公司的咨询报告一年订费要几千甚至上万元计,也并不乏订户……

  至于证券业本身,更是近年来少有的“暴利”行业。上市公司辽宁成大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占其总股本的20%,据其1999年度报表披露,该公司当年从广发分得利润8000多万元。据此分析,广发证券当年的纯利润则达4亿元以上。而上海的海通证券1999年的利润达到7亿多元。

  据悉,在广州市,有些效益好的证券部,一年的利润便达到数千万元,而一个证券部的员工也就二三十人。

  这正像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出现的镜头,淘金者没有发什么财,但为淘金者卖水、卖牛仔裤者却发了大财。

  也许,这正是股市的迷人之处。(记者 朱悦进 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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