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抨击歧视盼望更多农民进城

　　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对“想种地的农户无地可种，想进城又进不了”深有感触；强调通过制度变革使货币、财政、就业三大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有效，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以研究制度变革对宏观经济作用见长的经济学家张曙光，“两会”之前就“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系接受了《财经时报》的专访。张曙光强调指出：“经济市场化的 改革是当前中国最重要、最深刻的事件，它是决定宏观经济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不仅是长期而深远的，而且在短期内也将表现得十分显著。”

　　“必须意识到，尽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很大，但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他分析说，“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反衬出内需仍然不足；工业生产的回稳和加速与农村经济的衰退形成明显对照；消费率下降和物价低迷反映出市场不够活跃。再加上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化进程迟滞，通货紧缩的压力尚未完全消除，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深层的矛盾和困难。”

　　张认为，这些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深层矛盾造成的，要解决问题必须仰赖更加深刻的制度变革。其中，首先应当通过制度的变革使货币、财政和就业三大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有效。

　　制度决定财政政策效率

　　张曙光认为：“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一不是资金，二不是技术，三不是人才，而是一套能够鼓励人们发展创新的制度和规则。”

　　“近年来政府的宏观政策操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1998年以来政府增发国债、扩大赤字、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等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单纯的政策操作效应有限，且作用呈递减之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张曙光指出：“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但投资效率无法保证，而且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提高出口退税，鼓励资本流入，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持续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是顺差)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造成了新的扭曲——这就是说，简单地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加剧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

　　在张看来，政策效应不佳源于体制方面的约束。比如，由于企业改革不到位，无法提供市场认可新产品，从而使中国经济中的需求受到供给方面的限制。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往往是先有体制变革，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

　　说到此，张曙光一字一板地强调：“中国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之中。由于中国不存在比较完备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市场既不会无效，也不存在严重的失效；问题在于市场作用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

　　“正是这样一个体制特性，很多宏观经济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扭曲和错位。”

　　张曙光从财政角度举例说：“从收入政策上看，中央发债地方用，而不让地方自主发债，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因不直接承担风险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不关心发债收入的使用效率；再从支出政策上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大搞‘211工程’、‘2＋7工程’等，把大量资金投入高等教育，却把基础教育的融资责任推给县乡两级基层政府，使教育支出占到县乡财政支出的60%以上，致使60%以上的县乡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于是，在基层政府入不敷出的前提下，就向老百姓摊派，以致所谓的义务教育名存实亡。

　　“因此我认为，要使中央财政切实为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提供融资服务，就必须通过体制改革，使政府公共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金融改革疏通传导渠道

　　“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但由于传导渠道不畅，使有限的资金不能流向实体经济，或实体经济根本不能吸收，从而加剧了资金的内部循环和促进了资本外流。”张曙光在谈到改革货币政策效率时分析说，“从金融方面看，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恰当的，货币供应相当充足，但为什么钱流不到实体经济中去？我认为这是体制上的障碍，这个障碍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

　　“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但是，现行银行体制是一个被国有资本垄断体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0多家股份制银行、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000多家农村信用社中，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张说，“尽管近年来当局也多次表示对民间资本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对民间金融的发展仍存严重的防范心理，对内和对外开放实际是不对等的。”

　　“特别是农村。”张曙光强调，“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并没有因为货币的大量投放而积极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相反，他们变成了农村经济的‘抽血机’，使资金流向了信用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出现衰退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就必须大力度深化改革。”张曙光认为，“这里涉及的改革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配套——通过农村改革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进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其试点工作完全可以在农村和城市同时进行。”

　　就业政策更应考虑农民

　　“政府把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目标，这是一大进步。但我们的就业思路和做法仍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张曙光认为：“创造就业岗位，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有效；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城市就业比农村就业更有效。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促使民营经济和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就业与城市化和民营化结合起来。

　　“然而，在发展服务业上，我们往往忽视歌厅、酒吧、网吧、桑拿等领域所发挥的产业功能，而更重视它的意识形态；忽视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产业功能，而更看重它的思想灌输；不注重金融、保险等的服务功能，而更注重它的经济控制。因而，政府采取种种不恰当的办法阻碍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就业能力的增长。

　　“另外，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城市政府的行为非常类似于一个具有垄断性的工会组织，它只代表常住人口的利益，而对外来务工者实施了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张曙光指出，“目前，全国182个大城市提出并确立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于是一系列‘形象工’程拔地而起，不仅增大了投资成本，抬高了城市化门坎，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而且到处都在拆除私搭乱建，驱赶进城农民工。再有，一些中小城市(镇)推行官员的城市化大搞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权利，致使想种地的农户无地可种，想进城又进不了，加剧了社会矛盾。”

　　“不过现在情况正在好转”。今年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在张曙光看来：“这是中国政策思想的一大根本转变，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了极为有益的铺垫。因为全面实现小康最大的问题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而农村的最大问题则是农民收入过低。”

　　但是，张曙光也不无忧虑。他说：“希望中央政府的愿望能够真正变成地方政府的行动，使政策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