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圈点民营经济５年轨迹

　　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指出：强调企业外部因素导致需求增加，忽视了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供给方面活力提高，致使2002年中国经济预测出现偏差；实践证明，不断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理性繁荣、良性增长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两会前夕就“改革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系问题”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指出：“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大大超乎许多人特别是 政府官员的预测，是由于人们在做出预测时低估了改革、尤其是民营经济在改革中的迅速成长对中国GDP增长所起的积极作用。”

　　吴敬琏说：“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亮点。

　　改革的力量不可低估

　　2002年中国经济走势出乎许多人意料。第一季度，GDP较前年同期增长7.6%。当时一些政府领导部门和经济学家都预测，全年经济增长会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实际情况却是“前低后高”，即使剔除“十六大效应”的影响，经济增长形势也是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全年GDP增长达到8%的高水平，增长质量也好过往年。

　　类似“预测不准”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2000年，当上半年GDP增长超过8%后，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经济走势的一个重大转机，而只是一种随机的波动，甚至预测当年下半年会出现新的衰退。结果，年末GDP 8%的实际增长率推翻了这一看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GDP的预测出现偏差？吴敬琏认为，主要是人们对于影响经济走势的因素的分析具有某种片面性。

　　在吴看来，近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一是企业外部的因素导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以及由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短时期缓解而拉动的出口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的改善反过来拉动需求，需求又拉动增长，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态势。

　　吴敬琏认为，正是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导致2000年和2002年出现预测偏差。而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温台亮点

　　近年来吴先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热情。他称，那是“开启中国经济亮点的工作”。在此次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吴敬琏特别谈到了多次对浙江和苏南的考察。

　　他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典型的范例是浙江。浙江的民营企业首先是从自然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比较差的温州和台州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土地贫瘠，资源条件很差，加之解放后一直地处国防前线，国家几乎没在那里投资，因此国有企业甚少。

　　但现在看来，这个劣势反而变成了优势：一是当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以后，它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只好横下一条心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没有企图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

　　温州和台州的经济繁荣首先引来了省内宁波、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的纷纷仿效。这使“温台经验”在全省推广。到2001年浙江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只有6%左右，零售商业中民营的比重更高。全省经济高速增长(见表1)。

　　浙江在改革开放前仅属中国的中等发达地区，但现在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全国30个省市中位列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国家放开对民营企业自营出口权的限制之后，它出口总规模在2001年排到了全国第四，虽低于广东、江苏和上海，但其效益甚好，外贸顺差甚至占到全国外贸顺差的60%。

　　苏南变革

　　江苏的经济发展曾经历了一些曲折，它以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核心的“苏南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显示了很大优势，但90年代后期开始走进低谷。吴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壮大后变得越来越像国有企业，导致了企业活力的下降。

　　比如，1989年中国出现经济衰退，江苏首先走出逆境，带动全国经济的复苏。但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困难时，苏南的乡镇企业不仅没能再次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反而表现得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差。

　　苏南地区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开始向温州、台州学习，到2000年乡镇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变成了真正的企业。从此，苏南经济骤变，GDP在工业生产和投资、特别对外经济呈现无穷活力的拉动下快速增长，方兴未艾。(见表2)。

　　近些年，中国和新加坡合资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全套规章制度，苏南的各个开发区也学习、移植了这一套规章制度，一举使整个苏南地区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境外投资者。

　　让人吃惊的是，2001年江苏的出口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甚至接近或超过了上海这个“中国第一的经济大都会”。尽管苏南的这一业绩显然有借于上海经济的辐射作用，“但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它很了不起了”。

　　“以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大都集中在广东的东莞，但是去年他们着实感觉到了来自长江三角洲尤其是苏南昆山地区的压力，随即派人去考察，学习江苏是怎样改善投资环境的。”吴说。

　　十五大重大突破

　　近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在吴敬琏看来，这与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最高决策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发展战略上和具体措施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性的改革密切相关。

　　吴先生指出，中共十五大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项在1999年被正式写入《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础”。

　　吴敬琏分析，根据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中央提出要在三个方面调整和完善经济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布局做有进有退的调整；寻找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指出“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提高民营经济的地位，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十五大报告给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可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8年，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怎样解决几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问题，这些会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民营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由此，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比如贯彻十五大的有关决定，解除思想障碍；在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司，专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金融系统强调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信贷服务；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基金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等等。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加快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吴敬琏举例道，“决定”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限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决定”不但重申“放小”，而且把中型国有企业也加了进来，叫做“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等等。

　　“决定”还指出：除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其他企业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实现产权多元化，同时明确指出：“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机构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

　　从此，政府开始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重组，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公司化改制。全部改革包括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公司重组并实现上市后，搭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2001年12月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也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些文件要求：凡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都应鼓励和允许民问投资进入，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都同样适用；国有商业银行要对民间投资者的贷款申请一视同仁；对目前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对外贸易、公用事业、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要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限制；等等。这标志着国家对民营经济实行国民待遇的新的重大举措。

　　通过一系列详实的研究，吴敬琏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不断地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理性繁荣、良性增长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