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黎霆

　　5月13日回到境内增发A股的中海发展取消了单个账户的申购上限，且认购定价区间不高，公司认为此举能减轻承销商的压力。这是发行公司对承销商作出配合的一个表现。而在早些时候，因湘财证券决定不再承担新疆天业配股的主承销商，新疆天业公告放弃配股计划。种种现象表明，券商在承销工作中越来越谨慎，并且在逐步争取主动权。

　　承销成了一场赌博

　　由于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商的风险正在日渐凸现。近日引进包销机制的改制基金——基金安久扩募弃配率达到94.44%，作为主承销商的海通证券吃进大部分余额，此前基金景业和基金天华也分别出现98.47%和90.4%的持有人弃配率。同样，在股票增发中也存在许多承销商由于余额包销最终成为大股东的案例，去年自“黑色8月”以来有60%的券商在承销股票时被迫包销大量余股，有8家承销商成了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家成了第三大股东，单个项目的占用资金量最高达10亿元，杉杉股份的公众配股认购率更是创记录地仅为0.78%。而我国券商中整体实力最强的银河证券资本金也只有45亿元。如此低认购率的包销对小券商来说只需一次就会被拖垮,即使是大券商也只能承受2—3次新股发行余额包销的冲击。既然风险如此之大，为何券商还在积极地争取承销项目呢？一个原因是券商多而项目少，北京证券研发中心吕立新介绍说，原先有承销资格的综合类证券公司为14家，后来又有28家经纪类券商升格为准综合类，也能开展承销业务，管理上有不规范之处。而自股市低迷以来，股票的发行明显减少，承销项目处于稀缺状态，合作中券商自然就很难有发言权了。

　　大通证券证券研发中心杨红桥认为，由于证券公司一般都要制定业务指标，每年要考核实现多少利润，导致在承销业务面前产生一种赌的心理：只有争得项目才能获得利润。事实上由于股市低迷和佣金下调，券商的传统业务——经纪和自营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不得不加强对投行业务的争取。以前有的券商自称不屑于挣小钱，但现在承销却是在冒着大风险挣小钱，目前股票的承销费率为1.5—3%，基金按惯例只有1%，风险如前所述却是事关生存，如某家券商甚至60%的资本金被迫用于持有所承销的股票。虽然也出现过持有余股最后出货反而获利的情况，但那毕竟是被动和偶然的，券商承销一个高风险的项目无异于一场豪赌。

　　券商开始争取主动权

　　股票被迫包销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再融资的过程中，新股发行基本上还是一个无风险的状况。由于定价过高等原因投资者对增发或配股普遍不认可，导致认购率低最终余股由承销团吃进。尽管证券法规定承销可以采取代销和包销两种方式，股票发行中却一直用的是余额包销的形式，这在以前认购率高的时候并无多大区别，但股市下跌后包销带给承销商的压力就水落石出了。而现在基金也逐渐引入余额包销的方式，尽管有反对意见认为基金是为社会闲散资金进行的专家理财，如果引进余额包销就可能出现强制那些没有理财要求的资金购买基金，违背了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初衷，券商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了最后的风险承担者。

　　但是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券商不得不变得更加谨慎。杨红桥介绍说，尽管争得一个项目不容易，现在很多券商都建立了对公司的评价体系，有些高风险的项目不敢接了。

　　湘财证券投行部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券商退出承销项目的例子其实以前就有很多，只是这次新疆天业在公告中披露了才引起人们较大的关注。股票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后，券商的权利大了，同时责任也大了，并且可能会在将来被追溯。湘财此举是本着对自己和公司双方负责、经协商后决定的，新疆天业对此也非常理解。

　　杨红桥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比如发行价越定越低了，以前上市公司确定发行价时不管市场价格，按自己需要多少钱然后除以能发多少股，或者根据规定的市盈率水平反折出来的，有时甚至增发价高于市场价，反正是余额包销，券商能不能卖出去就看券商的本事了。而现在增发的价格水平一般按前几个交易日收盘价的85-90%确定，定价过程中券商的谈判开始起作用。并且看来公司也有配合的意愿，因为全国总共就那么几家承销商，如果每家都成为几个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套死了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杨红桥认为，将来发展的趋势应是主承销商整个地参与到公司的项目中，一个企业从改制开始就应该有主承销商进场，然后由主承销商参与企业长远发展计划的制定，现在国企的发展定位有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市场化的成分不足，主承销商需要给它进行一次再定位。

　　北京证券吕立新则说，券商已经从抢项目变成选项目，并正在考虑采用代销方式，“不是哪一家想，每一家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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