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度收入超亿美元的公司

　　作者:本刊特约作者 吴弓/文

　　当一个原来跟你相处很好的邻居搬走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你有时会期盼新来的邻居更好，有些也会担心会有一个混蛋搬到你的旁边。无论如何，你惴惴不安。于是，当最后有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邻居出现的时候，你长吁一口气迎上前去，来一个温和又不失热情的欢迎。

　　这就是上周发生在华尔街的故事。当格林斯潘的继任者贝克南(Bernanke)终于浮出水面，华尔街表示了温和的喜悦：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创出半年内的最大涨幅——1.66%。这与其像很多媒体说的那样是对继任者的一种肯定，还不如说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欣慰。

　　显然，格林斯潘的继任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因此，对贝克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复制格老的成功，外界普遍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相比18年前格老上台时面对的烂摊子，贝克南面临的情况要好得多:格老留下了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本周一的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的消费支出依然强劲——消费占GDP的份额为2/3。显然，飓风对美国经济影响甚微，高油价的拖累也相当有限。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GDP对

石油价格的弹性已经降低了一半以上。

　　因此，高油价对美国的影响更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上(在中国则恰恰相反)。SUV等高油耗汽车的销量同比已经降低了30%之多，总的汽油消耗量也下降了5%。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数上升了10%。

　　出于这种原因，我一直怀疑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油价的高涨。一年多以前，当认为超过40美元一桶便是高油价的时候，一个在华尔街有多年石油交易经验的朋友根据经验指出，只要总统在短时间内在演讲中强调油价已经过高，并且表示将动用战略原油储备来平抑油价，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在40美元以上的价位卖空石油。但是，布什从来没有这么做，我的朋友也乐于在做多方面大发其财。虽然错过了保持低油价的最好时机，美国政府还是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在“卡特里娜”袭来的时候，战略原油储备的抛出仍能够适时地压低油价——尽管不足以让其回到低位，毕竟支持高油价的环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立。

　　学术界支持高油价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杰雷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教授。现任沃顿商学院教授的西格尔在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长期趋势方面著述颇丰，因而在美国投资界享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西格尔认为，高油价对美国经济来说实际上是“披着诅咒外衣的福音”。“一个朋友最近问我，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采取一种降低油价的能源战略？”西格尔写道，“我的回答是，我们现在便有着最好的长期能源措施：高油价。”西格尔发现，高油价被证实是惟一可以让美国人严肃对待节约能源，开发并生产替代能源的机制。从长期来看，节约和创新的双重作用可以进一步有效降低GDP对石油的依存度。既然石油将会短缺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事实越好。

　　对石油公司而言，高油价是直接的福音。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刚刚披露的三季报显示：该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在7~9月份之间，销售收入高达1007亿美元，净利润99.2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公司季度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美元，净利润也是创纪录的。其他石油公司的季报也同样靓丽：皇家荷兰(Royal Dutch)净利润增加68%，90.3亿美元；英国石油(BP)增加34%，64.6亿美元；ConocoPhillips的业绩提升最快，增加89%，达到38亿美元；五大里面雪佛龙(Chevron)由于有很大一部分生产在墨西哥湾，受“卡特里娜”影响颇大，但其净利润仍上涨12%，达到35.9亿美元。五大石油巨头总销售收入高达378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令人瞠目的328亿美元。衡量石油公司表现的Amex石油指数在一年内上涨了54%，远远高于同期标准普尔500的表现。后果便是，能源类

股票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比重从几年前的6%上升到了10%——尽管仍远低于石油危机时期的30%。

　　在研究它们的季报后，我仍然高度怀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利润。根据与2004年和2003年的财务指标对比，在目前的油价下，这些巨头们可以轻松地获得10%以上的净利润率，这跟目前的平均8.7%相差甚多。显然，他们很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费用，并在某些方面采用了过于保守的会计手法。当然，他们也完全有动机这么做，过高的利润必然会带来道德和政治风险。历史上，这种手法并不陌生。例如，为了躲避对于其垄断的指控，微软就常常用各种手段“调低”自己的利润。

　　但即使巨头们纷纷强调未来的困难，调低未来盈利预期，麻烦还是比他们想象中来得快。民主党首先发难，在国会反对了共和党方面关于给新建炼油厂提供津贴的议案。而随着石油巨头们纷纷爆出巨额利润，一贯支持石油公司的共和党方面跟民主党难得地取得了某种一致。先是纽约参议员Charles Schumer(民主党人)呼吁暂时对石油公司的利润征收部分税款，以支持墨西哥湾的重建。之后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领袖，共和党人Judd Gregg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建议对石油业征收一次性利润税。11月8号，石油巨头的高管们将前往华盛顿解释为什么油价高居不下，而如果他们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国会很可能会通过某项禁令，“禁止从高价中不正当牟取暴利。”显然，对石油公司的炙烤才刚刚开始。

　　最近公布季报的公司，如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和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的业绩都表现不错，这个行业终于开始回升。但是，要说他们摆脱了最近5年的厄运还为时过早。事实上最近5年内，主要的企业中，除了强生(Johnson & Johnson)股价上涨了不到40%外，其他企业的股价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大幅跳水。跌幅最为显著的便是著名的默克(Merck)，股价从5年前的近100美元一路跳水，跌到目前的不到30美元。

　　困扰制药企业的问题很多。首先，美国

医疗体制的改革使得医护管理(managed care)公司开始兴起。大型医护管理公司往往代表着数百万病患者的利益，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制药公司叫板，强迫后者接受较低的采购价格，后果便是药品的利润率大大降低。其次，新药研制的成本和周期大大增加。根据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委员会的统计，研制一种新药的成本已经从20多年前的1亿美元上升到了现在的10亿美元，周期也长达10-15年。而与此同时，药品的专利保护期却从20年降低到15年。在这种情况下，制药企业越来越采取保守的策略，将研究经费大把地投向已知的专利药领域。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能够证明新药比现有专利药疗效有一定的增强，便可以获得新的专利，并顺理成章地开拓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制药公司开拓新疗法，研制全新药品的动力明显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向以强有力的研究团队著称的默克的产品线后继乏力，盈利前景不明朗，股价自然也就节节走低了。相比之下，更多的专著于非专利药产品的强生能获得相对好的业绩也就不足为奇了。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强生正是因为发现自己在药品研究力量上无法和默克匹敌才走上了现在的发展道路。

　　先灵葆雅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在10多年前成功地研制出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抗过敏药Claritin之后，Claritin的销售额很快超过10亿美元，带动公司利润在10多年中一直上扬。丰厚的利润造就了一种行动迟缓，习惯高福利的企业文化，产品线也相对单一，过于依赖Claritin。在2002年12月，Claritin的专利保护过期，先灵葆雅很快发现了现实的极度严酷，以2003年第二季度为例，Claritin在美国的处方销售额(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从2002年同期的6.77亿美元锐减到13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先灵葆雅不得不炒掉了迟缓的Kogan, 聘用了果敢的成本杀手Fred Hassan为新任CEO。

　　Hassan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自掏腰包买进400万美元先灵葆雅股票。此举得到华尔街的高度赞赏，稳定住了股价的跌势，从而维持了先灵葆雅进一步融资的通道。之后，他大刀阔斧改革，裁掉了一批冗员，消减了原本丰厚的员工福利——“社会主义时代结束了”。他还通过一系列战略调整，重新建立了重视绩效、反应快速敏捷的文化。

　　先灵葆雅在2005年终获微利，虽然每股盈利只有5美分，但前景看上去还不错。先灵葆雅和默克合作的降血脂新药Vytorin被证明比辉瑞(Pfizer)的Lipitor效果更为明显，而后者在2004年的销售额高达108.6亿美元，该市场的总共价值高达300亿美元。

　　因此，华尔街的一个分析师告诉我：“Vytorin就是让先灵葆雅的股价维持在20美元以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