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绑定的物价指数，如果物价指数就是8%加上5%，你的工资增加13%，中央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机制。中央还说要提高保障支付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新劳动法，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政府决定暂缓执行，原因是什么我后面分析。第四句话中央说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这也是要提高职工的工资啊。最后一句话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权收入。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又碰到了问题，政府财政的钱要加在职工头上去，这就很困难，因为工人的工资是老板发，是企业发。十七大报告实现了最低工资标准，中央提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把单个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你不加工资就违法，雇员可以告老板。但是这个办法实施了有问题，南方大量的民营企业、非工企业倒闭，很多企业不做了，你要是给工人涨工资他根本不赚钱，他就停业向外转移。所以有人指责新劳动法，说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错了。但是我不这么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没错，错在你政府没有及时的减税，没有率先减税。中央讲的初次分配要提高劳动和分配比重，并不等于说工资挤占利润。初次分配是工资、利润、税金三块。政府提出来要提高工资的比重，这是你政府在请客，那你政府要买单。政府怎么买单，你减税才可以提高工资，你不减税，政府一毛不拔你就让提高工资，其实你是用企业的利润买单，工资挤占利润，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关门，有很多农民工返乡，在城里找不到活干。所以，你政府要先减税才行。比如政治性转型我们说了几年，今年三月份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动机。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我想政治性转型不知道推到什么时候去。

　　现在来看我讲的减税不只是增值税转型，它对于民营企业有用，对于购置设备有用。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业设备投入不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于他的扶植作用不大。包括出口退税也是，现在很多企业都不能出口，出不了口。他们自己算的，出口退税的政策出来以后，大概可以减税接近400亿，按照过去来算的。所以，我认为只要你政府先减税，是可以实现我们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关键是你政府敢不敢减税。当年98年扩大内需那一次，我们增加了赤字预算，就是发了国债，但是有一条也是没有减税，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教训。

　　这一次政府有减税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减税幅度太小。比如说能不能我们把增值税调5个点，现在我们的亏损企业有一半一夜之间扭亏为盈，也是我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刺激投资不如刺激消费，政府应该坚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的关键是要减税，减税以后你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个问题我要进一步讨论，现在即使我们政府要刺激投资，刺激投资的重点在哪里？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还是我们政府为自己去投资。我的观点是政府发国债，筹集资金自己投资，还不如减税去鼓励民间投资。其实明年按照我们投资正常增长是1.5万亿，要是增长到2万亿就是明年新增长5000亿，国债规模估计在5000亿左右。这个国债最大的买家就是银行，银行愿意买国债。这就形成了一个财富的挤出效应，银行国债就不愿意给企业贷款，贷款就少了，就是你增长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第二经济学有一个定理，这个定理说你政府今天发的国债就等于明天的税收，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你今天的国家公债越多明天的税负越重，这个是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经济体，政府的收入全部靠收税，他自己不会点石成金。他今天花钱越多，以后还债的时候必须向企业收税越多，不然他还不起债。如果我们今天搞太多的政府项目和政府投资，太多的借债，而政府的很多项目是没有效益的，资金是没办法回收的，真正要还债他必须加重企业的税负。所以与其这样，我的观点是你政府大规模举债不如干脆的减税，把这个钱留给企业，让民间进行投资，让社会来投资。除非你这个政府投资的效果比民间投资效果好，你政府投，比如公共品你政府可以投，公共设施你政府可以投。一般竞争性的领域、行业、项目，政府你最好别投。为什么？因为你投的效果肯定不如民间投资和企业投资好。我们有教训了，1998年当时中央拿出两千亿搞基础设施，当时是7个方面，城乡电网改造、电路、交通、粮食仓储建设等等七个方面。搞了72个重点项目，结果半年以后，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对这72个项目做了一次跟进督查。就发现当年申报这个72个项目，半年之后有20多个项目资金全部被挪用，他报的是这个可能以后做别的了。还有就是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一大堆。谁敢保证这一次的投资高潮，政府扩大内需这四万亿下去不会出现像98年那样的情况？中央纪检委未雨绸缪，我们派了20个督导组下去，看得住吗？我觉得看不住，必须要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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