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情况新挑战：今年经济最难难在哪里

　　潘正彦：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乐嘉春 邹民生

　　“两防” 表明我国宏观调控碰到了新情况

　　主持人：目前，我国经济碰到了一些新情况。如物价上涨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快、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有一种看法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可能是最困难的。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上面那些因素对我国经济走向与宏观调控方向有什么影响？

　　潘正彦：今年我国的宏观调控任务由“一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转向“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这一转变表明我国经济碰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宏观调控目标需要有所调整。

　　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实施了五次宏观调控。除了1998年-2002年为扩张型的宏观调控外，其余四次宏观调控都属于收缩型的宏观调控，它们的时间分别是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9年-1990年和1993年下半年-1996年。

　　而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本轮宏观调控（可视为第六次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较大的收缩型的宏观调控，也是一次比较特殊的宏观调控。

　　之所以说有点特殊，是因为与前四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已有所不同，使得本轮宏观调控具有以往没有的一些新的特点。

　　从相关数据看，前四次宏观调控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当时针对的调控问题都是经济波动中已出现了超过11％的“大起”高峰；第二，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是当时调控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中，第一次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并导致国民收入的超分配。而第二次至第四次经济过热，都是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第三，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胀。显然，前四次调控是被动性的调整。

　　与前四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不同，本轮宏观调控是为了防止大起（而2003年经济增长率一进入两位数就开始调控），也是为了防止“大起”后可能会导致的“大落”，是一种主动性调整。从2005年和2006年的经济运行来看，本轮宏观调控不仅动手早、未雨绸缪，而且见效也快，如当时物价上涨出现明显回落。这似乎表明本轮宏观调控已防患于未然。

　　同样， 2007年当我国又出现了经济过热苗头和通胀压力时，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确定为“两防”，似乎也表明了本轮宏观调控的主动性调整特点。

　　至于今年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能否实现？也就是说，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和4.8%的物价上涨控制目标能否实现？我们还得从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和问题中找答案。

　　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方可控制通胀压力

　　主持人：去年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苗头和通胀压力增大，可以说是由本轮经济周期的内在矛盾与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引起的。依你所见，本轮经济运行周期中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

　　潘正彦：去年我国的物价为什么会突然高涨？经济为什么会偏热？怎么来解释这些宏观问题？在我看来，我们还得从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入手，否则很难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简单地说，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始终是供求矛盾，这种矛盾始终存在。但是，近年来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下面的基本矛盾被很多人忽略了。

　　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10.7%和CPI为1.5%，延续了自2002年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增长态势。这种增长的理想状态，是大家希望看到的。但是，为什么在2007年我国经济会出现经济偏热和通胀压力增强？其实，这并不是个偶然事件。

　　从历史数据看，经济高速增长的供求矛盾必然会影响到物价水平或通胀压力上。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冲击会反映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即较高的经济增长将使物价水平上升。所以，经济增长率过高，必然会对供求平衡造成压力，也必然会不断加剧供求矛盾，并最终体现到物价上涨上。

　　从本轮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看，首先，基础产业增长缓慢是造成本次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00年以来，我国农业增长率始终维持在3%以下水平，在2004年和2005年短暂回升后，农业增长率在2006年又开始再次回落。这就带来了价格压力。而猪肉价格上涨只是通胀压力释放的一个缩影，表明当前我国物价上涨压力已经显现。其次，由于目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全球性的资源供求矛盾和资本流动性过剩，客观上也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一大因素。

　　因此，在当前的内外经济形势下，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明显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和4.8%的物价上涨控制目标能否实现问题。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有必要将这两个目标联系起来分析。虽然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但如果考虑到实际执行情况和我国经济已连续5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实现8%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不低的。

　　特别是在连续5年经济高增长累积了新的供求矛盾和物价上涨压力下，要想实现物价上涨控制在4.8%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经济增长率的有效控制。这里，我们不妨反问一下：如果前几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或8%，那么今年物价上涨压力还会这么高吗？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为了实现4.8%的物价上涨控制目标，我们必须控制经济持续过高增长势头。如果能够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水平甚至8%水平以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完成4%的物价上涨控制目标。

　　扩大内需抵御外部经济不利冲击

　　主持人：今年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这就是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很大，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显然要影响我国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增长呢？

　　潘正彦：是的，美国次贷危机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走向的一个新变数。

　　首先，次贷危机增强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心。目前，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已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预期，未来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几率已大幅增长。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加大，自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

　　现在的新问题是，全球经济能否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能否通过增加新的需求来保持持续的相对高经济增长率？另外，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美国能否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对策，以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央行联手向信贷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缓解流动性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因此，通过彼此协调一致的共同干预，来提振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信心，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这是最好的事情。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国内经济应当如何应对外部经济出现的新变化。

　　自1994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持续贸易顺差阶段，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突出。另外，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较为显著。当次贷危机可能引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并连带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时，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又突出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因过度依赖外部经济而面临很大的风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这些外部压力，也同时给我们提供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机遇。因为，迄今投资和净出口两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进一步扩大内需仍有巨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满足或扩大内需，那么我们将可能抵御来自次贷危机对我国贸易顺差减少和经济增长放缓的不利影响，使我国依然能保持“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格局。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需要在适时调整我国出口战略的同时，做好有效扩大内需和借此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这篇大文章。只有通过这种主动性调整，我们才能将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潜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

　　从三方面完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主持人：显然，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新情况和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依你所见，我们在调控政策工具上面应当有哪些作为？

　　潘正彦：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可以说是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出现重大变化为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在2007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我国货币政策基调被描述为 “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性，协调运用好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对冲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维护总量平衡”。

　　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适度从紧，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努力维护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控制通胀预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其中“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实际上表达了央行已有紧缩之意。

　　在第三季度报告货币政策执行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当加大调控力度，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中“适当加大调控力度”表达了紧缩力度将加大。

　　随后，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今年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由此，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基调与导向经历了从“稳健”到“稳中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重大调整和显著变化。同样，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在不断增强。

　　但与此同时，通货压力仍在持续增强。其中，CPI和PPI不断创下近几年来新高，如CPI在2月份更是达到8.7%水平。

　　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种不利局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应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要充分认识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客观联系。在前些年在物价与经济增长维持“良好关系”时，货币政策的调控强度较低，但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最终要传递到下游产品（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上。价格上涨所积聚的成本和能量也是一定会释放的。

　　第二，积累的物价上涨过度偏离了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在2006年，央行3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实施了2次加息。但是，在2007年，央行实施了6次加息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3月25日，央行又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而且，为了达到4%的物价上涨控制目标，预期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非但不会减弱，还应当加强。

　　第三，货币政策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自身的信息和指标体系有超前性。货币政策首先应以货币本身为目标，而后才是经济目标，而不应当是经济目标先于货币目标。如果在货币政策的效力直接传递到经济目标之后再去调整货币政策，很可能是为时已晚。过去几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同时，货币政策本身应观察流动性、信贷和物价等指标来进行调整。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不尽如意，也易于造成误导。另外，货币政策应有对未来的预期，这样才能减少政策滞后的发生。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收缩型宏观调控数据比较

　　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1996年2004年

　　前一年GDP增长率11.7% 15.2% 11.6% 14.2% 10%

　　前一年M2增长率31.3% 19.6%

　　前一年CPI 6%8.8% 18.5% 14.7% 3.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1994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上升阶段

　　1994-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贸易顺差256.3亿美元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26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