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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英
高管舞弊频繁上演。
从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被捕到伊利高管郑俊怀等人集体被拘，前后相隔不过半个月，一家是香港上市公司，一家是内地上市企业，他们触犯法律的理由都是因为挪用了上
市公司的资金为己用，侵犯了众多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作为在香港和内地的上市公司，作为两家实行现代企业整理制度的企业，为什么这些高管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和约束呢？
国内高管激励领域的研究和咨询专家，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企业高管之所以频频触犯法律、法规，铤而走险，主要还是违规的成本和代价太低，另外目前企业成长和治理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客观上也滋长了他们冒险的作风。
违规成本太低？
《财经时报》：从创维黄宏生被捕到伊利高管集体被拘，作为两家知名企业的最高管理人员，他们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法规？
郑培敏：这主要是因为在国内企业高管违规的成本太低。目前，国家对公司治理规范性的重视还不够，仅仅是发一个公司治理准则这样形式化的东西，法律法规并没有落到实处，违规成本也很低。比如东方电子(资讯 行情 论坛)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隋元柏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被抓起来也不过是罚款5万，判刑两年，违规成本太低就会导致一些高管铤而走险。如果将来出现集体诉讼，让违规的高管不仅承担三五万元的这种小惩罚，而是判个10年8年，甚至让企业破产，大家就不会轻易选择冒险了；另外一些企业高管的法律意识也非常淡薄，以为出了事找找关系、找找领导活动一下，很多法律就可以不执行了，这与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在执法时人情味太浓有关系，这种环境会让很多高管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因此对法律、法规比较漠视，这次伊利事件司法部门的及时出手就给了很多高管一个很好的警醒作用。中国的法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些观念不是上两天课、做几天培训就能够建立起来的，总要出一些银广夏、东方电子、伊利这样的事情，大家才会重视，这也是市场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财经时报》：创维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伊利是内地的上市公司，都是实行现代管理制度的企业，那么为什么对于公司高管的犯罪行为董事会和监事会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郑培敏：中国的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该有的都有，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置也很完善，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甚至比国外还要多好几层，但却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发挥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法律、法规是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后续的执行却需要整个环境的支持。比如独立董事的设置，法律上规定独董有很大的权利，但目前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的薪酬却很低，因为他们认为独董就是个花瓶，既然是花瓶自然就只值花瓶的钱，给三五万元车马费也就够了，所以当独董挑战伊利的管理层时，他们就难以容忍，但是如果独董是由基金提名，如果独董拿的是三五十万元的薪酬，企业的高管就会知道独董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会重视独董的意见，就会知道独董是真正代表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高管的行为也就会有所收敛，而如果独董能够真正发挥监督和约束的作用，那么管理层也就会减少犯错误。
存在结构性缺陷？
《财经时报》：伊利高管被拘事件的导火索是独董风波，那么独立董事目前在中国对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如何能够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
郑培敏：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是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发挥得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的观点是有总比没有好。比如这次伊利高管的违规事件，如果没有独立董事，可能就不会暴露出来了，或者说不会这么快暴露出来了。另外，我们也不能指望独董在一夜之间就能变得完美，我们要有宽容的态度，使其逐步完善，伊利这次事件就使更多上市公司意识到，独董并不是随意可以操控的。
《财经时报》：在伊利高管被拘事件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兼知识运营官、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公司证券业务代表等人集体参与到了舞弊事件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在公司管理制度上存在结构性缺陷？
郑培敏：现在上市公司有一种情况，就是董事会内部董事的比例偏高，所谓内部董事就是既在企业经营班子任职又是董事会成员的人。企业的经营活动讲究权利集中，讲究领导与被领导，但是在董事会则是民主制度，不存在董事长领导董事、董事服从董事长的问题，一人一票，而董事会内部董事太多，就会把经营班子的权威性与服从原则带到董事会，形成董事会的一言堂，这样董事会也就发挥不到原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限制董事会内部董事的比例，多增加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就是大股东或者是第二、第三股东派进去的，但是这种董事也应该有约束和激励机制。比如一些国有资产派进去的董事，因为激励机制不健全，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愿意得罪董事长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比如伊利董事会的某些董事，不可能对于郑俊怀等人的犯罪问题一点察觉也没有，他们本身虽然没有参与犯罪，但也存在着不作为的责任，而之所以不作为，就是因为缺乏有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所以他们不愿意得罪人。
企业文化之困？
《财经时报》：一些企业高管的观念与中国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是否也有关系？
郑培敏：一些企业高管的观念是与企业的成长环境有关系的，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很好，这2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10%，在这样一种水涨船高的过程中，很多老总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把自己当成了神，比如德隆，刚开始也知道自己是骗人，但是骗多了就觉得自己是资本运作高手了。这也导致黄宏生和郑俊怀这样的人把自己个人的能力看得过分高，因此也就有恃无恐，就会有很多越轨的行为，而整个企业文化也推崇这种造神论，最后实际上是害了这些企业家自己。
公司治理好与坏，实际上是判断能否投资一个企业的前提条件，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基金经理选择投资时并不关注公司治理的好与坏，而只是看其财务指标，因此一些上市公司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违法违规，也与社会上的投资者对他们的怂恿有关系，如果基金经理对这种行为都很唾弃，一旦企业发生丑闻，就碰也不碰，那么企业也就不敢如此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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