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宁：股市健康发展系于机制顺畅

　　侯宁

　　“和从前一样，在这场投机风潮中并无新奇之处，所有的因素都是重复过去，完全可以预料。”这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名著《气泡的故事———金融投机简史》一书中，评论美国上世纪80年代投机风潮时所做的评述。当然大家知道，1987年美国股市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令人难忘。

　　现在，当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股市健康，当中国股市在猛涨了一年多且依然牛气冲天时，我想起了这段话，只觉得一切恍若回到从前。

　　事实上，股市发展“健康论”也不过是旧话重提。因为虽然中国股市诞生才17年，但类似的下挫也经历过几次了，而每次风波发生前后，媒体上热议的也都是股市投资价值及泡沫问题，换句话说，也都在讨论股市是否健康。1994年6月8日，《读书》杂志发表了吴敬琏先生《何处寻求大智慧》一文后，便引发了长时间关于“股市建设智慧”的热论；2001年上半年，中国再度发生了吴敬琏和数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关于“泡沫”的激辩，讲的也是“股市健康”问题。

　　当然，两次讨论都是以吴老的“胜利”而告终。前一场讨论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强烈支持，同时沪指当时创出325.89点的新低，海南“炒房热”也灰飞烟灭；而后一场辩论后，中国股市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四年大熊市，让涉足者吃够了苦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吴敬琏先生如何具备“良心”，可就是在这两场相隔7年的辩论中，他始终没有提到或发现“股权分置”这个核心矛盾。也就是说，影响中国股市健康的关键性结构问题被吴老忽略了，这或许直接印证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古训。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股市健康问题，又忽略了什么呢？是不是只有中国股市大涨才算是给中国股市“正名”呢？让我们再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笔者前不久也应约写过几篇有关中国股市应该“打假”的文章，原因是我观察到如今股市的一些投机活动比较明显。但其后，针对索罗斯看好中国股市的言论，我们看到有媒体写了“索罗斯给中国股市‘正名’”的文章，似乎中国股市的泡沫并不多。然而，不论是笔者的“打假”，还是媒体的“正名”，都有史可查，因为早在1995年9月27日，经济学家李扬便发表过《为证券市场“正名”》一文，而在1997年3月29日，某证券媒体《证券市场也要“打假”》的文章也见报了。

　　问题在于，李扬的“正名”是要为当时尚处于“试验田”阶段的股市争取名分，是从制度性高度为中国股市最终颁布“国九条”说理；而后者的“正名”却完全撇开了制度，撇开了规范，只关注于一个股市的涨跌。这便有了高下之分。但让人欣慰的是，两篇“打假”文的主旨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不仅上市公司需要打假，财经新闻媒体也需要打假。

　　或许，只有“打假”才能打出中国股市的健康吧。这才有了两篇相隔10年的文章前后一致的逻辑。而两次“正名”却正好凸显了如今股市某些方面的虚狂。如今的股市早已被“国九条”正名，我们所需要的仅仅只是“健康”了。

　　所以，结合吴老当年的“智者之失”，我们现在最需要思考的是，有关方面为何要强调“健康”？中国股市到底离“健康”有多远？如今的我们又忽略了什么？而要知道这一点，我想最好的办法便是像当年追究股权分置一样，回到股市的本源。

　　当年，我们以“平等”的目光，发现了股权分置的荒谬，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直接后果便是大股东对流通股东利益的漠视，是二级市场股价的虚高，是“股东”沦为“股民”的烦恼。那么如今，我们是否可以拿“自由”的目光来审视中国股市尚存的一些问题呢？当然可以。而在“自由”的聚光灯下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股市的“健康”还存在着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少数公司上市并非最终完全符合资源最优配置的逻辑。因为体制的原因，当时不少企业上市还是为“国企脱困”；另外极少数公司上市后业绩“变脸”，目前仍在滥竽充数。

　　第二，股份买卖不自由，不仅众多“大小非”目前尚不能买卖，即便是在全流通名义下上市的工行、中行等企业也锁定着绝大部分筹码；而且，“T+1”交易制度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股份买卖效率。

　　第三，涨跌停幅度限制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股价涨跌的不自由，其助涨助跌的功能让股市涨跌有时无法及时反应市场及个股的信息变化。

　　第四，暂时只能做多无法做空的机制导致了操作手法的不自由，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股价走势。

　　至此，我们也便可以理解为何要强调中国股市的“健康”，也便可以理解高高在上的股价加息后也被轻易“要挟”的关键所在了。问题的核心或许就在于，国内股市某些方面的自由度还远远不够，这些因素还在某种程度上扭曲着股价，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

　　当然，风险和希望往往交汇在一起。在被笔者称之为“变性元年”的2007年，国内的股市正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变得越来越“自由”。我以为，这是所有投资者都必须琢磨的“健康”大问题，考验的也正是我们把握市场风向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