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红灯区，她如何从小姐口中问到“独特”内容

 

中国忌性的文化里，男人始终在占便宜，女人一直在吃亏？

撰文 | 海凹 编辑 | 郝媛

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阿凤很高兴，马上猫到她身边问：“真的？介绍成了我给介绍费。”

高鼻子女孩说：“那个香港人很幽默，5000元一个月，不包括房租之类。但被包了之后不能出去做事。”

阿凤说：“那也好，5000元，不出去做事也行。”

而几天前，在谈到被包养问题时，阿凤的态度还是嗤之以鼻。

最近，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出版了一本和性有关的书——《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阿凤的故事就出现在这本书里。

这本书选择了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乳腺癌患者、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加拿大中国移民、变性人、豪放女等案例，从“性/别”与“身体”入手，将“身体如何记忆，性/别如何叙事”作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以肯尼·普拉莫的故事社会学为基础，从不同的面向探讨“中国式”的身体问题，特别是女性以及多元性别的身体。

中国还是“谈性色变”的社会。尽管和张竞生推出《性史》的那个年代相比，情况要乐观一些，但人们对性事，背地里却暗流汹涌。在这种撕裂状态下，开展性学研究，可谓正当其时。

与前一本深入观察“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的《我在现场》相比，黄盈盈的这本新书，侧重点在“故事社会学”。

作者开宗明义：“不能做到就‘故事社会学’的框架，对故事生产从文本到社会过程的诸要素进行完整分析。”她选取上述几类人群，界说性/别和身体，故事面向确实有些单薄。尤其案例选择方面，个别环节采取个案分析，定量定性肯定是不够权威的。关于性/别和身体的故事社会学，是非常庞大的概念，未来显然还能有更旷阔的面向。

忌性文化中的尴尬情欲

头一天，某明星还是众人倾慕的偶像，因为绯闻，第二天，他就成了万人唾弃的“渣男”。这种过山车一样的道德反转，源自人们对情欲流动的偏差认知。在中国忌性的文化里，男人始终在占便宜，女人一直在吃亏。

人们对男女性事的评判，总是由此出发。这种逻辑的偏差，是两性不平等权力关系造成的。在这种社会逻辑里，女人的情欲更应该是保守的、包裹的，见不得天日的。嫖客可憎，荡妇可耻，这是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问题。

黄盈盈认为，女性的情欲身体，是无处安放的。在书中，她举了“豪放女”阳春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阳春最鲜明的自我标签是性教练，她毫不避讳公开谈论性实践，与性学研究教授一起开会，她还会抢话筒发言。对于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性学研究的专家都刮目相看。黄盈盈感叹：“这样的情欲身体，在中国能有几个？”

阳春只是极端个案，并没有太多代表意义。在真实的社会，更多的人希望隐秘自己的性。放大这个个案，也不足以推动“情欲解放”。

黄盈盈提出了性学研究的权利、权力挑战问题。其实，社会的很多领域都涉及这些问题。多数和少数，正常和变态，习惯和自然……人类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了很多“想当然”的规则。

黄盈盈直言，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事体轻重，“因为，总是还有一些更为少数的人群。如果以人数多寡来衡量权利有无，我们在为某部分人争取权益的时候，又置这些更为少数的人于何地？”“特权阶层的人数从来不多，底层的人数从来不少。”

诚然，要反抗“想当然”规则，掌握话语权至关重要。但不可否认，是 “社会净化”逻辑主导着社会的衍化。在这种人尽皆知的矛盾中，有一个稀松平常的调和手段：“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没有更好的什么逻辑结构能够打破。所以，我们不得不遵从。

关于性的危险和快乐，今天的论争很难有结果。对于某些边缘群体性权利的维护，其实学术讨论是非常苍白的。任何社会观念的改变，都是漫长复杂的社会过程，由它自身的历史条件去推动。在不具备改变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性的研究，选择策略性的方法、措施，更为重要。

避免想当然的义正词严

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是复杂的。黄盈盈说，自己的书“相比于疾病的、被规训的身体叙事……试图把身体从医学空间拉回到生活之中，把关注点从疾病的身体，转移到情欲身体”。除了对结构性压迫的关注，黄盈盈“更倾向于选择强调女性自主、身体自主、性自主的一面，强调面对各类结构性制约之时，个体与关系及组织层面的女性主体，如何策略性地积极生活的方面”。

黄盈盈的思维转变，来源于两个原因：第一，社会学研究传统往往只强调结构因素，忽略个体因素；强调结构性制约，忽视个体的自主性。第二，在“应对”层面，一种是致力于国家法律政策改变，一种是个体和草根层面的互助和能动性培养。黄盈盈更倾向后者的作用。

提到小姐，被拐卖、被逼迫，似乎是“义正词严”的从业原因。但黄盈盈在对23个红灯区的考察中，只发现两个地方有被拐卖现象。有一些没做过深入社会调查的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大谈小姐的“被迫”和“悲惨”，无视经验研究，黄盈盈对此非常不屑。

黄盈盈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被忽略的个体声音，她自感“这种与结构因素进行博弈、对抗的声音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一点难能可贵，也非常务实。作者避开锋芒，进而提出关于对“情欲的身体”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并突出主体语言的表述，这不啻是一种方向。底层的、自主的社会运动，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源。

如何获得“不可说”的片段

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笔者认为还是在故事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作者提出了性故事叙述的方法论，也提到了“故事生产”以及建构促进故事生产的社会条件。其中既有困惑的坦诚揭露，也有经验策略的分析。她将自己的书定位为“方法书”：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如何去听故事，如何去分析故事，在倾听、分析、写作的过程中，如何再造故事。

黄盈盈认为，“即便是同一个个案，也有激发另类论述的可能”。她提出，要让被访者处于舒适及自在的生活情境中，比如在红灯区压马路，或者在发廊里坐着聊天，而不是在访谈室，更不是在劳教室展开“询问”。

其实，不论社科研究的田野访谈，还是新闻采访、社会调查，都要寻求和访谈者建立信任关系，才能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才能获得真实表达。黄盈盈介入小姐研究十余年，有一次开会时，一位小姐说，“我其实挺享受做小姐”——这与以往“小姐都是迫于无奈才出来做的”的叙事格调，完全不同。

要获取“独特”内容，访谈者还要突破日常生活规范的束缚。访谈者通过自身的反思和自我挑战，也能获得“不可说”的故事片段。有一些问题不止被访者不敢说，就连访谈者也难以启齿，这就需要访谈者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比如，黄盈盈访谈艾滋病感染者的用药问题，乳腺癌患者的痛苦与社会关系问题等，都经历了相应的考验。

所有的采访者、访谈者，都渴望找到健谈的人。但是，黄盈盈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问题：对于主动来访及倾诉欲非常强烈的被访者，应该尽量避免。有些性故事的讲述者，不是艰难寻访而来，而是主动来访型；有些性故事的讲述者，不是“不知道讲什么”，而是太能说了，比如自称性教练的阳春，还有变性朋友。有一些小姐还形成了一套熟练的叙事方式，以应大众的好奇心与期待。

黄盈盈提到，在一个整体忌性的文化里，有的人为什么愿意主动谈性？这种警惕非常有必要。她认为，与其看重故事的“事实部分”，不如首先来分析“性故事的讲述”这件事情本身。

还有一些被访者的叙事套路，容易遮蔽真正的真相。像小姐叙事里通常出现的“因为家里穷才出来做”的叙事套路，一旦被当作不容置疑，就陷入了一叶障目。如何破解套路叙事？黄盈盈提出，应该用反问、追问细节等手段，找到某些矛盾与冲突的说法，或者用旁证来刺破单一固化的叙述表象。

黄盈盈经常以一个被包养的故事为例：一位女性一开始接受访谈，谈到被香港人包养问题时，嗤之以鼻。但后来有人提出要介绍一位香港人来包养她，她又表现得喜出望外。

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就无法发现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无常。如果不加反思地轻信和引用访谈，不论在何种叙事框架里，都是败笔。

黄盈盈的这些经验，对于社会学研究有指导性，对其他访谈类研究也有借鉴性，非虚构写作甚至虚构写作，都应该对此问题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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