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发

　　改革再出发

　　今天，改革开放更多的是一个立的过程，从刚刚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来看，这个“立”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文／赵义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开局之年，因此2018年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可以说，2018年是又一个重要的长历史时段的开启之年。在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新时代也在呼唤再出发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再创业。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体，在面临危局的时候往往能更加自觉地摆脱狭隘的观念和利益枷锁，焕发出不屈不挠的斗志；在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时，也比较容易激发出干事创业的激情。

　　而一旦有所成就，守成的心态便会滋长，放不下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此时，左顾右盼就多了起来，问题和矛盾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了往往绕着走；对新生事物不是不理解其价值，而是固守既定利益的藩篱，不愿意开辟发展的新境界。这样的守成，注定也是守不住的，因为长时间的僵化教条、墨守成规，带来的只能是停滞。

　　进入2018年，从上到下都在呼唤艰苦奋斗再创业，也正是因为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工作，的确有陷入停滞状态的危险。最直接的表现是实际工作的空转。判断是不是空转，不能看形式，而是看内核。需要注意的是，停滞和空转，可能在形式上还很热闹，单纯看汇报材料，新名词也是满天飞，考核和检查也是一轮接着一轮，其实只是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当中打转转，对实际工作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最近山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一篇讲话在网上传播很广。这篇以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为主题的讲话非常好，其中很实在地点出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些表现。比如，各个部门都在说大数据，但信息孤岛、烟囱林立现象很严重，各级各部门横向不连接、纵向不贯通，烧的是人民血汗钱，行的是官老爷做派，把一个技术先进、有利民生的大平台，变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的代名词。

　　再比如，督查、考核、问责，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炮制一些空对空的文件、提出一些指标，“钦差大臣”满天飞。考核变成了繁琐哲学，成了显摆权威的手段；问责则是以签责任状为绝活，层层压责任变成层层下推责任，追责问责只问下级、不问自己，成了推卸责任、不作为的护身符。

　　除了部门利益，出现这些现象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旧的一套做法不灵了，新的一套做法还没有成型。比如产业政策，在技术模仿阶段，决策的信息是清晰的，问责的指标也是有效的，只要集中资源把各种项目做好了，相对来说就容易出成绩。而现在，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形态层出不穷，到底哪一种能够在市场里面活下来，判断没那么容易了；而一旦集中资源投入，等发现不对头的时候，因为沉淀成本的问题，又不容易转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最后就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烂摊子。

　　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后发国家更是如此。具体理解，政治影响经济，中介是体制性成本。所以，列举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它们突出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成本的上升。守成为什么和停滞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突破性的新生事物的成长，面临的制度性成本太高，从而成为小概率事件，导致一些地方和领域的发展停滞。

　　这个时候，如果带着现在的问题再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复盘经验就很重要。复盘经验，不是简单的再去复制照搬这些经验。事实上，这已经不可能了，很多条件也完全不一样了，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而现在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治理体系仅仅有动员要素的规模化集聚的能力已经不够，如何引导创新和有效管制系统性风险的短板也就进一步暴露出来。

　　复盘经验的核心是总结我们到底是怎么实现突破的？至少我们先回答：突破最初是从哪里开始的？

　　不难理解的是，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破的过程。众所周知，这个“破”是从农村和特区开始的，不论是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是设立特区，都是先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再总结和推广。而今天，改革开放更多的是一个立的过程，从刚刚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来看，这个“立”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正如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这次改革是要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改革的着力点是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提高效率效能，为经济社会的转型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是国民经济的诸多空白，通过允许试、允许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世界第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已经今非昔比。我们要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与之相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不适应的一面越来越突出。其中，既有管的过多的问题，更有管的不好甚至管理无效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经济发展新动力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制度性成本。

　　可以预见的是，能源管理体制也必将会在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迎来一次大变革。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