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反承包走向土地股份合作

　　彭兴庭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搞包干”让广东中山坦洲镇新合村农民火了一把，生活逐渐红火。但发展到今天，新合村村民农业经营模式的缺点暴露出来：单一分散，规模小。分田到户搞包干显然满足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新合村摸索、实行了土地反承包经营管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把收回来的土地统一布局，对水利、农路等设施集中整治，再发包给本村村民进行连片种植特色水果或养殖。

　　据报道，“这种承包种植模式投入少，管理易，见效快。”对于经济增长，传统的经济学一般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源动力。然而，现代制度学派却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体系。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特别是能有效保护个人利益的产权制度。这一点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改革前多年的强制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而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用林毅夫的话说，它给予了一个劳动者最高的激励。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农村土地的这一次制度变迁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地权归属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区别。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缺陷就越来越明显。

　　世界土地制度的演进表明，一个灵活的土地权益流转制度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土地高效配置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纳入了国家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要有“新农村”，就要解决现在积弊重重“三农”问题，这除了常规的增加资金投入、鼓励产品和技术创新，最需要的还是制度创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开始放缓，农地荒芜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土地不能流转，就不能形成专业农户，就不能培育真正能够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农民必须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耕种方式中解放出来。

　　“把收回来的土地统一布局，再重新发包”，“土地反承包”作为一种“从实践中来”的制度，固然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土地反承包”并没有触及土地产权这个利益核心，仍是一种半截子式的产权，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增值空间，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仍然是一场空话。

　　说到底，“土地反承包”只是一种应对家庭联产承包“单一分散、规模小”等缺陷的权宜之计。在我看来，“土地股份合作”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农民土地作价入股”，不但有利于土地的统一布局，形成规模化经营，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固定化、价值化。2006年，韶赣(韶关至江西赣州)高速公路广东境内段的土地征用首次尝试“农民土地入股”征地方式，农民以土地作为要素入股高速公路，并依法从中获取收益。这种“入股”，不仅仅应该存在于政府的征地拆迁中，更是实现农业产业规模经营的关键一步。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闹到现在，关于土地的资产化、股份化除了零星的试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按照一些人的解释，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其实，与其说是因为思想观念不开放，不如说是其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集团阻挠。有人估计，改革开放30年，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净价收益超过20万亿元。而如果实现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这部分收益本应该属于农民。

　　“土地反承包”已经有了土地股份合作的影子，可以想象的是，从“土地反承包”走向“土地股份合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