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理性的货币政策

　　本报评论员 商 灏

　　 中国经济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经历了20多年改革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面对通胀与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除了放松管制，减少财富生成的成本，已没有更好的治本之术。

　　不断强化的高层意见

　　 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要在2008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个决策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严峻时刻。

　　 众所周知，2008年的这个春天，中国经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经历了20多年改革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两会”之前即已热烈展开，而相关的争辩无疑将体现到“两会”之中。

　　 2月28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的党委会上重申，央行将及时掌握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2月24日，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北京大学一个学术会议上表示，虽然国内外情况有所变化，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风险仍然是通货膨胀，需要全力以赴防止通胀，既定的货币政策从紧方针并不会因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而改变。他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是适当的、适度的，不会出现因调控过度使经济下滑的风险。

　　 2月22日，央行发布的《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从紧货币政策基调不会改变，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需要视情况做出调整。报告明确提出，今年的首要任务是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过度膨胀，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科学把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适时适度微调，努力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

　　 显而易见，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上，央行再三强调自己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适时”、“适当”，“科学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其用意之深刻颇耐人寻味。

　　美元与人民币的较量

　　 2月27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言论暗示将继续减息之后，沉寂数日的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了“加速跑”的状态。2月28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至7.1209，单日涨幅246个基点，首次冲破7.14和7.13关口创下汇改以来新高。3月2日，人民币更创新高，升至7.1058。

　　 人们记得伯南克曾公开声称，美联储“将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支撑经济增长并提供防范下行风险的适当保障”。受此影响，美元在国际汇市延续2月26日的跌势，继续深度下挫，美元指数最低触至74.07，当日下跌了0.54点。

　　 人们还记得自去年9月以来，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2.25个百分点，从5.25%降至目前的3%，而往次利率下调前后，人民币也曾因为市场预期的变化和下调政策的宣布而有所反应，其升值多与美元的下挫同时出现。

　　 对于上述现象，学界有观点称，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货币较量。中国不应继续选择退却、不应继续跟随美方的要求采取“敌进我让”的政策，我们应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握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导权，避免陷入国际资本布下的陷阱。

　　 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让汇率政策牵着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应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利率、汇率、资源价格体系的互动和调整，达到把国民财富留在国内的目的；同时，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的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

　　 有学者提出，中国必须觉醒、必须防止更严重的掏空。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但这种开放应该是“对等开放”，绝不能重现1840年后的那段日子。中国作为大国应该学习美国对付中国的做法，美国层层设防，不提倡“对外开放”，只提倡“美元垃圾”变资源和变股权。中国只有认真思考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方面的不足，重新调整政策和思路，重视政策之间的平衡和配套，才能发挥人民币的威力，才能打好这场发生在中国本土的货币战争，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瞬间毁灭。

　　 目前，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在呼吁政府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希望2008年度人民币升值10％，同时进一步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便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但有分析认为，这种政策组合有可能制造经济灾难。

　　对中国货币政策再认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中国非常注重学习和吸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央行行长周小川说：“直至今日，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处于学习阶段。”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实现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在特定时期内支持具体领域改革以达到“帕累托改进”方面、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发达国家或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一，采用多目标制；第二，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混合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时期，分别是1985年、1988年和1995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2000年，中国经历了通货紧缩。从这几次经历的实证分析中可看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是显著的。央行高官曾表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货币总量仍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或未曾经历过，在经济史上或者理论上也少有系统性地剖析。比如关于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可能就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那么，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当前新出现的重要货币理论问题，究竟应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去寻找答案；中国应如何总结过去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确立新形势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方针？

　　 　 若从2005~2007年以来货币政策效果来看，缓解国际收支盈余给货币供给所带来的是大额顺差相伴的流动性问题、物价问题、资产价格问题和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等多方面的反效果。

　　 　　学界权威人士据此从理论上所做的分析认为，一旦本币出现持续升值预期，经济体系的决定力量或关键变量，则是预期汇率升值幅度和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其他变量（利率、预期通胀率等）是从属变量。若本币出现持续汇率升值预期，央行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其钉住通胀率之政策目标。因为，此时央行若要钉住某个通胀率，它必须采取某种货币政策操作手段，反方向调控真实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操作。该分析还确认，过去两年半的货币政策历史，证实了该理论的基本结论。

　　 事实上，由于允许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愈演愈烈。尽管央行已经动用几乎所有货币政策手段，以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严峻的事实表明，确立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必须综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

　　 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确保银行和金融货币体系审慎稳健经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理应作出重大调整，并迅速采取正确的行动。

　　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人民币再现加速升值迹象，折射出在升值预期的巨大诱惑之下，即使加大紧缩措施的力度，恐怕也难减缓国际资本疯狂涌入的势头。如果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也不断加大，将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增长的更为重要的风险。

　　 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会使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问题更为尖锐？那么，中国的最佳选择是什么？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吗？而且，中国必须允许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而非仅对美元加速升值吗？

　　 有一种深刻质疑的意见说，以人民币升值抑制国内通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失去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地位？汇率政策会不会将退居为诸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之类的政策工具，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会不会因此将大大减弱？第二，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否会被扭曲？第三，人民币升值真的能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吗？最后，以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或将加剧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正在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一个政策主张是，中国货币政策应迅速采取切实的行动：第一，消除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第二，重新实施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若将人民币汇率重新稳定于7.5人民币＝1美元水平，只允许汇率在7.5水平的上下窄幅波动，中国或可彻底消除人民币单边持续升值趋势。

　　 央行及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上月发布的联合公告，在阐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时期剩下阶段当中的主要政策目标之时声称，将扩大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使用范围，并继续运用数量型调控工具。这显然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更多着力于利率、汇率政策，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调控手段可能减弱。那么，央行会采纳上述主张吗？正在努力寻求突破的中国货币政策还有什么可以抑制通胀的上佳选择？

　　 央行副行长易纲不久前公开表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增加汇率弹性。他认为，局部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的经济体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同时实施全面的资本管制代价太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同样实施管制也是代价非常高的。

　　 易纲还强调说，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放松国内的资本外流以及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一个比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汇率、利率和宏观政策对于资本流动是重要的。

　　 尽管国内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关于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应该加强资本管制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资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国际金融资本套利中国，但无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人们发现，现实已使央行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不再自信。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尽管央行从未给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但迫于资本和贸易项下的顺差积聚的庞大外汇储备压力，去年以来政策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在资本项目开放上，流出管制松动，流入管制收紧迹象明显。面对通胀与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除了放松管制，减少财富生成的成本，谁还有更好的治本之术？而央行官员的最新表态显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或将被视为化解当前通胀压力的又一个理性而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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