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剧维权是一种借势行为

　　韩浩月

　　 近百名中国编剧在举行了“2008编剧维权大会”，发表了一纸“维权声明”之后，就再无什么实质行动了。这次维权大会的发起方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作为这个组织的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在今年政协会上，把中国编剧的遭遇作为提案上交，但这个举止，象征意义更大一些，中国编剧的那点事儿毕竟距离国计民生还远，况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各方努力在业内解决，暂时没必要麻烦两会代表投票，美国编剧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愿望了吗？

　　 虽然内地编剧声称，这次维权大会并无借势美国编剧罢工之意，但美国编剧的胜利，却无疑是鼓舞内地编剧行动起来的重要动力。如果没有美国编剧的罢工，内地编剧的凝聚力不会这么空前高涨，内地媒体对国内编剧维权的关注度不会这么高（即便如此，也没能够引起传统大众媒体的大面积注意，毕竟这是一起行业事件而非娱乐事件）。去年中国编剧举行过一次“香山会议”，内容主要针对的是编剧提薪，但今年大会提出的“享有剧作之外音像、网络发行等利益分成”要求，明显就是美国编剧罢工的目标所指。所以，内地编剧维权就是中国版的美国编剧罢工，只不过中国的编剧不那么极端，既没停止工作，也没上街散步，他们不过是借此一浇心中块垒而已。

　　 开一个会，发表一个声明，的确是中国编剧目前力所能及的了，美国编剧的做法虽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中国编剧很难效仿。首先，中国编剧缺乏一个有号召力且纪律严格的组织，像美国编剧工会那样——并非所有美国编剧都愿意参与罢工，但却不得不服从工会的决定，工会也会给收入低的编剧发补助，而中国编剧的独立性比较强，单打独斗的多，形不成合力；其次，中国编剧在娱乐业的地位太低，影响力远远不如美国编剧。美国编剧罢工，电视剧面临断炊停播，各项颁奖活动无法进行，整个好莱坞星光黯淡了许多，带来了十多亿美元的损失。正因为在整个产业中人轻言微，中国编剧比停止工作更重要的事情反而是要更努力工作，强化自己的发言权；再者，中国编剧的文人心态较重，他们更在乎的是名声。在中国，成为一个名编剧，似乎是很多编剧的唯一目标，这个目标，往往会让他们把目前的损失当做必然的“学费”，在遭到压榨和侵害的时候，为了所谓的长远利益而选择忍气吞声。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的约束，中国编剧能迈开维权的第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事实上，中国编剧在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也没有为维护团体利益做好准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和电视剧有关的研讨会上，《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和《奋斗》的编剧石康就因为价值观问题产生争执，高满堂看重投资方的履历，对“给多少报酬并不动心”，而石康则认为，高满堂是在讨好制作方，“当我们没有经济尊严的时候，我们也得不到尊重……”高满堂和石康的分歧，可以简单地用“以质为本”和“唯利是图”来划分，但要说清楚对错可就太难了。我个人比较侧重支持石康的观点，其实无论两代编剧对报酬问题抱有何种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打造出观众喜欢的电视剧作品，而用合理的报酬体现编剧的价值，完全符合市场规律，从长远看，这更有益于电视剧的健康发展。

　　 中国编剧维权任重而道远，我甚至认为，“2008编剧维权大会”连敲山震虎的作用也没有起到，实质内容的缺失，使得它更像一场围绕几个核心发起者进行的炒作，它对娱乐业其他环节的撼动几乎为零。在内外部环境有着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内地编剧维权目前最实用的方式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法律意识，有预测风险的能力，一旦权益受到损害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群体的维权意识增强了，那时强势的投资方和制作方自然不会小觑。此外，要获得经济尊严和人格尊严，比用法律说话更重要的是用作品说话，归根结底，优秀的作品才是编剧们最有力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