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兼与杨宜勇博士商榷

　　■学术争鸣■孙宝强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8月2日第5版刊登了杨宜勇博士的文章《着力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以下简称《着力》），笔者就几个问题求教于杨博士。

　　第一，数据来自各省市《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着力》一文的表2和表4的数据来源说：“2005年以前数据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整理，2005年数据来自各省市《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各省市《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是反映2004年各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但是表2和表4均没有2004年数据，不知说明2005年的统计公报有何意义？表2和表4中均有2006年的数据，据此推算应该来自各省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才是。

　　此外，《着力》一文的数据分析略显不足。如描述“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轨迹”时，采用的数据范围是1978年至2001年，为什么将2002年至2006年排除在外不加讨论呢？

　　第二，“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是真的吗？《着力》一文开头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此笔者不敢赞同。因为收入水平有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两种，就名义收入来说上述“不断提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就实际收入而言则与事实不符，一部分困难群体的名义收入增加了，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收入下降了。“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也是不妥当的，有的年份不是这样。

　　第三，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还应包括“地租收入的影响”。《着力》一文中没有提到租金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是明显不足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居民收入较高的广州、深圳、东莞地区，家产上千万的农民不是个案，从技术、能力等方面无法解释其高收入的原因，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们拥有土地建造了几栋厂房出租出去，每月数万元租金准时到手。这一点在别的群体、别的地区是极为少见的，也很少有文献提及，笔者也是来到一个乡镇之后才知道的。相反，那些高级技术人员、高校毕业生来到深圳却倍感生活压力之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收入与地租收入相比简直太少了。

　　顺便说明，珠三角等地的发展是依靠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外来工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工业化初期建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外来工得到的报酬仅仅是自身创造价值的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

　　第四，观察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还需要研究商业文化氛围。从深层次来说，商业氛围也是一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来到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广州和深圳，能够感受到相当浓厚的商业文化，最明显的感受是酒店的服务态度远优于北京等地，甚至觉得北京的服务员不知道服务，客人要自己照顾自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商业文化落后，到了中部地区经商氛围更是淡薄。

　　第五，资源禀赋差异不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着力》一文将“资源禀赋差异”作为“我国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笔者不赞同。记得1950年萨缪尔森曾经预言，经济发展最快的将是南美，因为那里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原先没有意识到产权制度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事实上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欧洲和东南亚，恰恰是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六，着力扭转收入差距首要的是提高劳动力价格。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价格严重偏低，10多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工资仅仅涨了68元，实际工资下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身份不同造成的待遇不同司空见惯。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外来工工资，因为改变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优势科技产业、特色产业，形成比较优势需要的时间较为漫长。

　　第七，增加东西部干部交流不失为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经验。不同地区的干部具有不同特点，发达地区的干部思想要解放很多，工作方式方法和力度都是有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