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计划不是贬义词 泛市场化观念不正常

　　本报记者

　　就在“十一五”规划即将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和批准之际，媒体还在热议从“计划”到“规划”一字之差的重大转变，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却说，“计划”不是贬义词。

　　从2001年起，刘国光领衔的、张卓元等十余名经济学家参与的课题组，系统研究了中国前十个五年计划。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本周开印。

　　“在当前讨论制定‘十一五’规划之际，国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广为流传，那就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今天，在这本学术著作即将面世之际，刘国光说，尤其是国内部分讲授西方经济学的人，主张什么都应该市场化，根本不需要计划。这种过度迷信市场化的泛市场化观念，主张取消一切计划，很不正常，也是严重错误的。

　　在学界，刘国光和马洪、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我国“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学者。刘国光认为，“规划”也是计划，是具有指导性、战略性、长远性的计划。

　　四个“计划”未曾面世

　　经济学家们用“计划”和“向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两个概念把十个五年计划分成了两段，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烙印，而第六至第十个五年计划，则有处于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的特点。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副主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国已经开始研究“十一五”规划了，可实际上却是除了“一五”计划正式颁布了以外，“二五”到“五五”计划都因为中途变化太大而未经全国人大通过、未正式颁布。“一五”计划制定时间虽然长，但反复不大；其余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都比较曲折、指标起伏大，反映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难度。

　　在董志凯看来，历史上四个五年计划未曾面世的情况，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缺乏经验，因为恰恰是最缺乏经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制定工作并颁布实施。四个五年计划难产的原因被经济学家们归纳为决策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以及违法科学的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

　　最典型的事件是“二五”计划期间政府部门实行的“两本账”制度。这项制度来源于1958年中央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要求中央在制定生产计划时要搞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成了必成的，地方自然也还有一本期成的账。

　　董志凯说，“两本账”制度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层层加码，级级往下追高，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

　　由于对高速度的追求，导致正式的“二五”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

　　一个计划“走了样”的笑话

　　报告主编刘国光在这份研究报告的前言里写到，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

　　董志凯讲了一个发生在“一五”期间经济活动“走了样”的事：东北地区有大片的旱地，当地农民发明了一种叫做“双轮双铧犁”的工具，耕畜是北方地区特有的马匹，极大地提高了耕地的效率，于是当时的领导干部在主持《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3年～5年内，要在全国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生产计划要达到500万部。

　　然而，我国南方的农田大多是水田，而且耕畜用的是牛，90％以上的“双轮双铧犁”都只能闲置不用。最后只能将这种犁的产量调整为180万部。事实上，1956年生产部门加紧生产出来的170多万部犁最后只销出80万部，后来还又被退回了15万部。

　　董志凯说，虽然这件事今天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却反映了当年计划、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与的民主机制。

　　在计划管理体制下，原来的国家计委大量的具体管理工作体现于通过按计划分配国家投资来配置资源。在制定投资计划时，要反复填报表格，层层召开长时间的计划会议，并对追加或压缩投资进行反复磋商。

　　在这一过程中，典型的现象是，部门和地方提出的投资需求不断追加，而计委、财政部不得不考虑资金的可能，反复压缩投资需求。而投资数额确定以后，投资的实施与效果由要到钱的部门负责，这样投入和产出是分家的，投资的效益不稳定。

　　“六五”是个转折点

　　参加研究的课题组专家介绍说，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相应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六五”计划突出了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计划安排，特别是强调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

　　专家们认为，这一变化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后观念的变化，人的因素在国家计划中的地位在增强；说明单纯追求经济速度的理念在新的发展观下开始调整。至此，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

　　董志凯介绍说，从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五年计划的制定就开始步入正规化轨道，即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通过。在编制方法上，随着市场调节范围越来越大和指导性计划指标成为主体，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指标体系也趋于简化。老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逐渐提高。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中，还曾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市场经济同样需要计划

　　董志凯回忆说，“六五”、“七五”时期，是计划与市场之争的最后交锋时期。直到“七五”末期的1990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从理论上根本解决。这种论争对计划的编制和执行，特别是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直接影响。

　　面对当时的改革困境和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之间如何进行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就颇费踌躇，且争论激烈，这些也直接影响了计划的执行及其结果。

　　课题组的专家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指导下的“计划”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第一，前五个五年计划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模式，结果越搞问题越多；后五个五年计划，则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结果渐入佳境。

　　第二，前五个计划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高积累，结果导致农、轻、重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

　　第三，前面五个计划都是高指标，导致经济紧运行；后面五个计划则指标普遍不高，而实际执行结果一般都超过。

　　第四，前五个计划的特点都是不断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管得越来越多，计划管理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而后五个计划，则是相反，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限逐渐收缩，让位于市场，政府由“全能型”向“效能型”转变。

　　第五，前五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效益，除第一个外，其余四个的经济效益都不理想，经济增长波动很大。而后五个五年计划，则表现出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逐渐走上正轨，水平越来越高，成本也越来越低，促进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分析了十个五年计划之后，刘国光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利用国家的计划或规划、国家的

宏观调控等，来纠正市场的缺陷与不足。

　　本报北京3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