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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沈晓杰“中国房地产十大批判”系列文章之五(下d)，作者授权新浪财经独家全文发表。我们将陆续刊出全部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沈晓杰
开篇前言：压在当今中国市民身上最重的大山
之一：住房改革为何会把民众买房负担推向世界之最
之二：是谁盗取和倒卖了我们的基本居住权
之三：高房价洗劫了谁的财富 让我们成为了谁的长工
之四：九问经济适用房
之五(上)：是何人在放中国市民住房水平的卫星
之五(中a)：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水平真比日本高吗
之五(中b)：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小康出现惊人倒退
之五(中c)：现行政策将使住房小康成为完不成的历史任务
之五(中d)：是谁使四分之三市民与房地产市场无缘
之五(下a)：官商合谋高房价 把普通市民赶出房市
之五(下b)：降低高房价是重振社会分配公正第一步
之五(下c)：任志强们凭什么使绝大多数市民买不起房
在评价一个国家居住问题解决的好坏、住房政策正确与否和房地产市场导向的时候，有一个和房价收入比一样重要的衡量指标，这就是居民的住房自有率。
和一般人对这个事关房地产市场“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颇感陌生形成尖锐对比的是，这一两年来，有越来越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开发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相关的政府官员，正越来越热衷于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说事。他们想“证明”在高房价下，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不仅不是什么社会问题，而且是一种“合情合理”、很正常的房市现象。
代表民企私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的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退休前曾任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主任)，去年底自己致信新浪房产。在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很受伤”的地产企业“呐喊”的同时，不忘向她所效劳的开发商利益集团“评功摆好”她在2005年的“成绩”。居于她“功劳簿”上首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我国居民住房持有率所提出的问题”。她声称“我国居民的住房持有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说什么以前“普遍将‘居者有其屋’理解为‘居者拥其屋’，将‘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演绎成‘人人持有适当的住房’，以至于将千千万万的住房大军赶到购房市场”。她由此断言，“形成房价增速过猛实际上是与过去若干年中的政策导向有关”。把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横行的高房价责任，推到了众多的买房人身上。为此，她还高调声称对国家“十五”规划中有关“基本实现每户拥有一套功能相对齐全、综合质量较高的住宅”的房地产改革和发展目标的“这个提法一定要改过来”。在今年3月天津的一次论坛上，这位代表民企私营开发商利益的会长再一次胡言：“我国在住房持有率非常高，现在达到80%以上，几乎成为全世界最高，这样必然导致房价的飙升。”这位会长为了“论证”她的观点，甚至不惜杜撰香港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1平方米、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比我国还低的“论据”，说明在“我国住房持有率达到了80%左右，人均住宅面积达到26平方米”这一“世界较高水平”下，“我国的房地产发展思路应从‘人人拥有’转变为‘人人享有’”。说白了，也就是现在人们买不起房很正常，不是高房价之过，租房也是一样的“享有”。似乎有了她“发现”的这样的“理论基础”，在开发商暴利下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也就“天经地义”了。
无独有偶，也是在前不久，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一位姓束的副司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声称，现在要中低收入的家庭都去买房的住房政策“导致住房需求欲望过大，住房消费超出了购买者的承受能力。…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导向”。据媒体报道，他如此断言的基础就是“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接近82%”，“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世界第一”。这位政府的要员甚至还认为“政府要求4／5的家庭买房居住”的“政策导向催化、助长了人们买房的消费欲望。这是一种不健康、不理性的消费需求”。按照这位官员的“理论”，“30%的人能有财力买房居住，其余70%的人应是租房群体”。也就是说，现行政策下导致的70%买不起房是符合逻辑的。为此这位高官甚至推出了他“新炒房有理论”，认为贯彻九部门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精神，就是要开发商把房子卖给买得起房的人(实际上就是他所谓的30%的富人)，然后“再由他们出租”给买不起房的人居住。这位政府高官开出的贯彻和细化“国六条”的“处方”，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类似的一些“高论”，在开发商和利益官员共同豢养的“御用专家”的文章里，也是屡见不鲜。
房地产商、利益关联的官员和所谓的“专家”，为什么要置事实于不顾，未经任何调查和考证，就蓄意“撕破嗓门”高声渲染和扩散中国的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之类的谎言呢？关键就在于他们要拿自己制造和杜撰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住房世界第一”“说事”：
首先，“中国的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的“数据”，正好说明现在中国城镇的房价畸高，不是由于开发商的贪婪和暴利，而是由于人人都想买房的“过度的住房消费观念”，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供不应求”，促成了房价的一路走高(至于为什么在全国的空置房面积已达到1.2亿多平方米“供大于求”的时候，房价还是一路高走，房地产利益关联者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制造另外的“理论”，来“证明”现在的住房空置房极低)。这样的高自有率世界上都是不正常的，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在全世界都少见的高房价问题，责任不是在开发商和相关的政府官员身上，而是归罪于买房的老百姓太多。正是由于“错误的住房消费习惯和导向”，才使得中国城市的房价格外的昂贵。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相当的开发商、“学者”和官员一方面想方设法在“纸头”上拼命抬高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的数据，另外一方面，又借这些自己杜撰出来的“世界一流水平”，来说明中国人的住房消费是不健康、非正常的原因。按照他们的推论，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就应该“不是让人人都买得起房”(笔者注：实际上开发商利益集团早已做到了使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无房户多了没关系，在住房上就是要变“人人拥有”为“人人享有”。“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最高”，就是房地产“利益相关者”这方面“新理论”的最有力的“论据”；
其次，“中国的住房自有率世界最高”，同样也意味着中国现在住房问题已经解决的比其他的发达国家都“好得多了”，绝大多数人在住房问题上早已没有了“后顾之忧”。现在的房价虽然奇高无比，使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但“住房高自有率”已经“证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极少数人买不起房也没关系，因为高房价只影响到极少数人的居住问题，和社会的大部分人无关，形成不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引发不了社会问题。
第三，在“住房高自有率”下高房价虽然显得更“冠冕堂皇”，但毕竟造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买不起房，对现有的房地产市场有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利益集团同样可以“住房高自有率”为武器，让社会的其他富人和中高层群体来买房炒房(就如前面国土资源部的那位副司长开出的“房市调控”的“处方”一样)。因为住房自有率高就意味着在住房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在住房政策和市场调控上不仅可以把一些“公平”的举措“放一放”，而且还应该在市场“效率”上多下功夫。让社会中更多的富人投资和投机房地产，进行房产的炒卖和高价出租。这些虽然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属被政策“限制”的范围，但一旦“开禁”，将使开发商“收益无穷”：第一，它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开发商的空置房之忧；第二，富人买房后炒房租房所引起的社会问题(高价房租使得居住生活成本奇贵，炒房热引起房地产市场混乱)，都可以由买房的富人来替开发商和官员当起盾牌，使社会的矛头转向了炒房人，化解和分担了作为“幕后黑手”的房地产商和利益官员的社会压力；第三，在解决了卖房近忧和转移了社会斗争的矛头后，房地产商的社会地位更趋稳定，获取暴利的运营模式更趋狡猾。当房市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越显突出而受到更多的“调控”之时，在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前面又有了更多的“替死鬼”。
所以，开发商利益集团拿所谓的“中国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说事，有其深刻而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它不仅要为开发商和相关官员推卸不可开脱的行业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行政失责，而且还“担负”着制造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假象的“重任”，从而为维护和稳定房地产利益集团和关联者的既得利益服务。一旦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变得不可收拾，开发商利益集团还可以把“中国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防止在今后更彻底的经济和政治的“调控”中，房地产商的暴富模式和利益链不至于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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