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老话题。最近西方媒体又出现一种新论调，宣称中国大力推进环保和扶贫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论调反映出非常陈旧落后的发展理念，表明他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意义。那么，中国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会因环保和扶贫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站不住脚？本期观察版约请几位专家给出分析解答。
——编 者
以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人民观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高质量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综合判断，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条件。
准确理解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但当时并无明晰而固定的分类标准，只是粗略地参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经济体制等把各经济体分为这样几类：工业化经济体（即当时的经合组织成员），发展中经济体（又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两类），资本富裕的石油输出国，中央计划经济体。
为方便分析，从1989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唯一依据，划定了一系列门槛数值，对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即：以1987年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941至6000美元之间的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介于481至1940美元之间的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480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之后，在1987年美元计价的门槛线基础上，根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币种的物价指数，逐年滚动调整为现价美元。由于物价水平有涨有跌，所以门槛线就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有升有降，而并不是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直线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依次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实，虽然门槛线会根据物价进行调整，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门槛线“真实水平”相对固定。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长期来看，高收入门槛线相对于全球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现降低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门槛线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仅相当于后者的22%。同期，高收入门槛线也由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还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国民总收入包括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资本折旧、资本的报酬即利润、政府收取的间接税，也即包括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用于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仅指居民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数值上显然要小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观上看首先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那么，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守预测，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于2007—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因物价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后门槛线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国今后物价涨幅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综合这些假定，我国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预测的假定条件可能会和未来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在各种假定条件组合下，我国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从2010年我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算起，用时13—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与过去30多年间先后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是吻合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
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的技术和产业谱系是非常宽广的。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如工作母机、成套装备、核心零部件、生物、医药、医用设备、材料等，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未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源泉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实这些部署，将推动我国技术和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进而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的空间，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众多，有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原因，这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我国看，主要包括某些税费不合理、一些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人违法违规谋取利益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机会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三个方面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对策。落实好这些措施，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研究表明，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未来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将脱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落实这些部署，构建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内在要求。
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非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即使我国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在高收入国家中也仍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避免因战略和政策失误导致收入水平绝对意义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对意义上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力争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朝着全球技术前沿迈进。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林毅夫 刘培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环保与扶贫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秘方
人民日报 金 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既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还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理念具有先进性，中国实践具有开创性。可以说，环保和扶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秘方，发挥着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环境保护：调整产业、提升技术、激励创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政策目标体系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环境大保护比经济大开发更具政策次序上的优先性：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但是，也绝不可因此就认为保护环境必须牺牲经济增长。其实，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没有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是不可能得到长期有效保护的。例如，如果没有现代能源工业，人们就不得不上山砍柴，这怎么能保持绿水青山？如果没有以强大工业为基础的国土整治能力，怎么能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也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绝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要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能进入经济持续增长—优化环境能力增强—环境质量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协调好二者关系的关键是摒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观念，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使环境保护有利于调整产业、提升技术、激励创新。
从调整产业看，应按照生产和消费清洁化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这不是要抑制产业发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长”来消极保护环境，而是让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限产停产以至关闭，让环境友好型产业和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从而在整体上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史表明，正是不断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才有效利用和节约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土地和水源。否则，初始的自然资源根本不可能为数十亿人口提供生存条件。
从提升技术看，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环境友好型技术来实现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和环保产业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可以形成前景广阔的产业链和循环经济体系。各种科学成果和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形成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强劲增长。
从激励创新看，提高环境保护标准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我国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节能减排要求的逐步提高并没有损害产业包括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术或转变技术路线。环保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越来越显著。环境保护所激发的创新浪潮和科技应用，是促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
精准扶贫：激活基层、启发民智、拓展市场
我国的实践证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扶贫脱贫战略的实施，强有力地将经济活动的动能推向基层，渗透到经济体的“毛细血管”和“细胞”中，特别是有效激活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创造性经济活动，使之摆脱低收入恶性循环，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还应看到，扶贫过程不仅是物质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极大地启发民智，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树立现代观念、产生创新灵感，较快形成新的生产力。笔者曾考察过一个地区，一家企业为了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腹地延伸，连续举办互联网运用和电子商务培训班，很快形成了地区性创业热潮，使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变为开展电子商务的特色地区。这个地区的诸多电商将本地产品卖到全国和境外，大大提高了当地投资吸引力，促进了规模化生产。还有一些地方，电子商务向农村下沉，不仅激活本地传统产业，而且带动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如工业设计、视频摄制、软件编程、传媒广告、仓储物流、包装保鲜、金融服务等）同当地产业合作，激发和促进原有的“草根产业”发展成为产品行销全国以至世界的大产业，使整个地区走上创新脱贫之路。可以说，只要有效启发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贫困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宝地，形成特色经济增长极。
扶贫对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就是拓展市场空间。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是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经济包容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断增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能大大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进而大大增强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可以说，每实现一个贫困户脱贫，就是增加一块有效需求的“蛋糕”，经济发展也就相应扩大一份新空间。
措施到位：优化供给、扩大需求、互促共进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环境保护和精准扶贫在国家政策目标优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实际上改变和优化了企业决策的选择环境，从而增强了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容性。选择环境的安排既是一种约束条件，也是一种路径指引。在当前新的选择环境中，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技术路线的先进性，更加注重将先进技术和经营活动下沉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使更多传统产业和传统技艺同先进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接轨和融合。对连片贫困地区进行创新性援助和点对点帮扶，将环保、扶贫与革新创造相结合，特别是进行制度创新，使“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既能显著改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吸引劳动者回乡就业创业。同时，进行扶贫的企业自身也能拓展业务范围和市场空间，得到更大发展。
在实践中，不仅有众多具体案例可以表明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容性，而且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深刻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非常注重高标准环保，更好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区优势。总之，中国丰富的实践表明：只要政策得当、措施到位，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励相容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必须由创新来引领，靠创新驱动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要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互促共进，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励效应的体制机制，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激励搞对”。只有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上搞对激励方向，才能形成创新驱动局面，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才能实现目标相容和行为相容。这样，鼓励环保、支持脱贫同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就能相互协调和方向一致，汇合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强大力量。
具有世界引领意义的中国实践（观察者说）
人民日报 张占斌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自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国外一些媒体就不时抛出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然而，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各方面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国民总收入快速提高的铁的事实面前，这些论调不攻自破，被中国经济学家评价为“不值一驳”。日前，某西方媒体又抛出一种新论调：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扶贫之间存在矛盾，中国大力推进环保和扶贫，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思路。事实上，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不仅不是我国发展的阻碍，反而恰恰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向同行。中国秉持的新发展理念的一大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就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种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的观念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破除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对立的认识误区，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当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一，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深入践行，生态环境优势正在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抓紧落实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的要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老路已渐行渐远。
扶贫与经济增长互促共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攻坚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扶贫与经济增长互促共进。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增长，消除贫困的过程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消除贫困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从实践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比如，产业扶贫通过发展产业带动脱贫、促进发展，既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保护与扶贫相互协调。贫困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区和生态保护区，过去存在着“要温饱”和“要环保”的两难选择。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建设特色生态扶贫产业体系，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脱贫，真正做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正在收获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局面。
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无论是从理论界的讨论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我国经济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观调控科学高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能够有效防范重大风险和抵御外部冲击，保持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表明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很有信心。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国不仅能为世界提供增长动力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向世界贡献先进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新发展理念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就是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理念和实践。
责任编辑：陈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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