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顺12年免费维权真假 农民王海出路难寻

　　

31岁的丁国顺正在被笼罩上“农民王海”的光环。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姜锵

　　拥有8亿农民的中国农村似乎正快步沦为消“废”品大市场之时，31岁的河北下岗工丁国顺终于被笼罩上了“农民王海”的光环。

　　3月12日，下午，在唐山市玉田县林南仓镇8村临街的小屋子里，丁国顺很职业地迎着 照相机镜头整了一下衣领，挺直肩膀，而一旁的冯小让则备显局促，笑着感慨道，“他是明星，见过大场面，拍他吧”。冯是玉田县消费者协会的秘书长。

　　同任何一个普通下岗职工相比，近日的丁国顺确实算是“大明星”： 2005年4月，丁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称其为“农民维权的代言人”、“开创了志愿者为农民维权的先河，值得向全国推荐”；2006年，被中消协提名为“2005年3·15年度贡献奖”候选人物；在屋顶挂着四个大喇叭的家里，墙上随处可见各级领导人的题词和合影，柜子里也整齐地摆放着“唐山市十佳维权人物”、“维权先进个人”等各类证书。而两天后的3月14日，丁国顺还将赶赴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3·15节目的录制。

　　但与头戴“农民王海”的光环不相称的是，丁国顺在当地并不是人们家长里短的话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明星级的“农民维权代言人”。在和丁家相隔不到百米的小院里，五位晒太阳的老汉都不知道丁国顺是谁，“8村的？那你往前走吧。”在和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的公路旁，于春山开着一间小书报亭，他也没听说过丁国顺打假的事。甚至在丁家斜对面不到10米的“时代电脑”店里，店主杨继东也不知道丁国顺住在哪儿，“不知道是谁，你再问问。”

　　而事实上，直接负责全县打假工作的玉田县工商局经济检查科科长高青山也一直称从没和丁国顺打过交道，也没见过面。不过私下里，他这样评价丁国顺：“就是个怪人，没什么好说的。” 最近，高青山一直忙着应付上级催要丁国顺维权情况的材料的事。

　　丁国顺的1994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正式实施。在丁国顺的家庭图书馆里也保存着十几本1994年版的王江云主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座》的小册子。

　　然而，1994年的丁国顺还未曾想到此后的10多年将会和“维权”结缘。那一年，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命运的起伏转折。

　　1989年，14岁的丁国顺进入河北供销学校学习；在供销社任职的父亲希望小儿子来继承自己的职位。这种做法在9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是相当普遍而自然，而供销社在当时按计划配置资源的背景下也是令人羡慕的好差使。“当时职工的子弟就是小学毕业也可以继职。我读的那学校现在都是大专了！”谈起十多年前的往事，丁国顺无疑是自豪的。

　　在学校上学不到一年，丁国顺就按部就班地成为了林南仓镇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员。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我那时候就买了摩托车，还是125的。都转城镇户口了。”在丁国顺心中，那段时间是经济上最宽裕的。他和哥哥也都在小镇街道的“繁华地段”各有了三间店铺。不过他一直把店铺办成“家庭文化站”和“家庭3，15投诉站”；而对门的哥哥则开着小镇上唯一一家叫“欣达隆”的保健品专卖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丰乳壮阳”，小店里的货架上混放着“妇炎洁”和“生命一号”。

　　然而，1994年，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丁国顺也从林南仓供销社下岗了，供销社被政府卖给私人了。“政府让我们自谋生路，想当农民也当不成了。”

　　一根火腿肠引发的维权事

　　从下岗工人转向农民维权，对丁国顺来说其实很偶然。

　　1994年的一个夏日，丁国顺在家门口的小商店花5角钱买了一根火腿肠，吃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根线头，便找到店主要求退货、赔偿。店主却说自己只管卖货，出啥问题让他找厂家去。“怎么找啊？跑上几百里去厂家？那不可能的。”丁国顺还记得当年的想法。

　　此时他家里已经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找到相关条款后又去找店主。“消法规定，经销商是第一责任人，你不给我解决，我就到消协投诉你去。”店主一听丁国顺要去消协投诉，顿时没了脾气，给他换了一根火腿肠，还退给了他2块钱息事宁人。

　　初战告捷的丁国顺打定主意，只要有理的事，就要“凿凿真儿”。

　　但随后丁国顺的举动却引起了街坊邻居的诧异：1994年，丁国顺把家里为给他娶媳妇盖的三间临街平房“挪作他用”，建起了“家庭文化馆”和“家庭3·15宣传投诉站”。

　　直到现在，丁国顺有时还为自己的举动感慨，“要是租出去的话，一年收个3000块钱没问题。”

　　真假维权

　　在丁国顺的记忆里，第一次帮别人维权也是在1994年。

　　玉田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虽然地处京、津、唐腹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但是当地农民绝大多数还是以种植农作物为生活来源。

　　农民最怕的就是买到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一年的收入全在地里面，万一买到假种子，这一年就算白忙活了。

　　1994年，村民李存贵从一家种子店买了麦种。开春别人家的麦苗都返青了，唯独自家的没反应。追肥、浇水，经他一番折腾，麦地好不容易出苗了，可总是比别人家的麦子长得蔫。李存贵怀疑买到了假种子，可找到经销商，人家不承认。

　　“一年的收成眼瞅着要落空，老李憋屈得满嘴起泡，急啊。”丁国顺说，他决定帮李存贵讨回公道。

　　但经销商根本不把丁国顺当回事。无奈之下，丁国顺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县农林局局长家里。最后玉田县农技专家对种子进行了鉴定，证明是被淘汰的种子。最终经销商服了软，丁国顺帮李存贵拿到了近千元的赔偿款。

　　此后，丁国顺“帮人维权”的名声日渐传开，“大大小小的事都来找我。”丁国顺自称。当地媒体曾经报道称：10多年来，丁国顺共受理投诉案例450余件，调解216件，接待咨询1.8万人次，为众乡亲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令人疑惑的是：丁国顺自己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十年来自己受理投诉的案例具体次数，“这些东西，谁记得那么清楚呢？也好多年了。大概有吧。”丁国顺称。

　　但是，从玉田县消费者协会发给丁的消费者投诉登记薄上看，这些数字显然被夸大了很多倍。记者看到：从2004年4月至今，登记薄上有记载可查的消费者投诉仅有19例。事实上，2004年底，河北省按照中国消费者协会部署，开始在广大农村建立“一会两站(乡镇设消费者协会，村设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投诉站))”维权网络，丁国顺家被正式承认为当地的“两站”，“投诉的人应该是增多了的。”冯小让也认为。

　　而对于“接待咨询1.8万人次，为众乡亲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这些数据，丁国顺自己也承认不可能。“我是10%的经历用在维权上，40%在文化站，主要的还是种子推广。”

　　“做了40分的事，现在说成80分了。”冯小让认为，“夸的比较厉害，要是真那样还要我们消协干什么呢？” 冯所在的县消协是丁国顺开设的农村“一会两站”的直接主管单位。

　　多面丁国顺

　　在丁国顺桌上仅有的几张照片里，全部都是穿着型号明显偏大的绿军装。“11年没买衣服了！一件都没买。”丁国顺称，他每次参加北京军区某预备役部队的活动，总会留个心眼多要几套军装。

　　在投诉站后面，有三间不足6平米的小屋就是丁国顺的家。“没装暖气，太贵了。”在墙角一张缺角的桌子上，放着两个吃了一半的馒头，“中午吃剩下的，晚上再吃。”

　　即使在阳关灿烂的晚春时节，这三间小屋仍显阴暗凄冷。家里唯一的亲人、70多岁的老母亲韩常文独自坐在没有起火的炕上，神情略显呆滞，“说不上支持不支持，他就喜欢这个。”老母亲的心愿只是儿子能早日成婚生子。

　　父亲在三年前去世，生前一直支持丁国顺免费代理维权。“我父亲有退休金，还时不时的给我三五百块。”父亲去世之后，丁国顺的生活更加窘迫，2004年之前，他只能依靠在镇政府发报纸打零工赚取生活费。

　　丁国顺内心深处很羡慕“农民”：因为是非农户口，他没有田地，粮食蔬菜全部要买，“一年要1500块吧。”另外，由于林南仓镇煤矿每年会给有地的农民600块左右的土地赔偿金，丁国顺也因为不是“农民”而不能拿到这笔他看来不小数目的钱，“我姐姐家四个人，一年有2000多块。”他很是羡慕。

　　对于外界传言丁国顺花3000多块装热线电话，每年投入几千块钱买书定报纸办文化馆。冯小让直称“不可能”：报纸都是县消协给他订的，图书也都是领导送的和捐赠的。“我自己哪来那些钱。”丁国顺给记者算了一笔帐：现在在村委会做事一年有千把块钱的收入，再加上农业推广时好时坏的2000块左右的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随着名声日盛，丁国顺也在为支出增多而烦恼：这两天保定的一位妇女因为儿子眼睛被人误伤找到了他，早上七点多钟丁国顺就给那边回电话，给了对方三点建议，“长途电话费又要好几块钱。”

　　“我帮人维权12年，一分钱都没收。”丁国顺称自己帮农民维权从不收取报酬时其实也有点无奈，“他们也没有说给什么报酬的，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事实上，一般来找丁国顺的也确实家庭比较贫困而又实在“忍”不了的，“能忍的也就算了。”

　　2005年秋播时节，邻村的孙福和从个体工商户张望手里买了一袋化肥，撒了一两天之后，老孙的手和脚开始起大大小小的水泡，奇痒难受。老孙跑了五趟，张望那边还是没反应，无奈之下找到丁国顺，在工商部门的干预下，最终双方的和解结果是：张望另给老孙一袋化肥了事。老孙在吃了几片药之后水泡消了也就算了。“索赔？还是算了吧，都是乡亲，人家老婆死了孩子在上学，也不容易。”

　　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老孙其实也没有请求补偿的打算。而帮忙维权的丁国顺也就不可能收费了，“也没有任何收费的想法。十几年了，都是这样的。”丁国顺自己称。

　　农民维权出路：除了自生自灭就是被收编？

　　“这种免费维权不是常态，也不可能是常态。”曾因知假买假靠索赔赚钱的知名维权人士王海认为，“刚开始不收钱的名声传出去了，以后就更不好收了。”

　　做了14年农民维权的丁国顺还是打算继续做下去，“我天天看报，学习中央精神。”最开始，丁国顺坚称家里的七八份报纸都是自己花钱“每年几百块”订的，不过在冯小让面前，他还是承认了其实都是县消协给免费提供的。

　　“我接触到的农民维权的人都不是特别懂法，有很强的专业局限性。”王海称，“要做到有理有据，在现行法律规范下办事，”王海认为提高业务能力是农民维权者必须的。

　　玉田县消协秘书长冯小让则觉得丁国顺“很有心眼，心思很深”，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丁国顺最初拒绝透漏任何一个他曾经帮助维权者的地址，登记本上仅有的三个电话号码还全部都是错误的。最终在冯小让的陪同下，领着我们在乡间原野上走了3个多小时去见了他帮助过的四户农家。丁国顺自己解释不愿增加农民负担。冯小让直言：“他做的事不像吹得那么厉害，不好去找。”

　　而另一个“有心眼”的例子则一直是丁国顺的骄傲。老孙在最初找他的时候手上没有任何购买化肥的凭证，丁国顺支使他先去工商户那边要个条子，后来维权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

　　在记者接触到的玉田县工商局和消协人士中，普遍都觉得丁国顺“不匝地”。但丁国顺自己称从没收到工商局给的经费，也不怎么打交道，“我不是工商局消协的下属，跟他们没什么大的关系。”

　　丁国顺在物质上唯一可以自豪的就是“家里有6台彩电。”“各级领导都在关怀我，这都是他们慰问我的。”3月9日，冯小让还陪同唐山市消协领导给丁送了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

　　“他有事没事就给上边的领导打电话，”这是冯小让对丁顺国的印象之一，“跟我们县里的联系倒不多。”

　　“一般县消协的经费都很缺，乡和村一般都没有任何经费，联系他们的纽带不牢固。”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与法律事务部主任王前虎认为，如何加强农民个人维权与工商局消协机构维权的合作是目前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一个新课题。

　　“这样的农民维权要么自生自灭，要么成立公司或者加入组织被收编。”王海比较悲观。

　　“不一定每个人心思都是冲着钱的。”王前虎对于农民个人维权则是很有信心。

　　“我还是会干下去的，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丁国顺也被冯小让认为“很能说，比一般的领导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