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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西化”之争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面对开放现实中的经验教训，对西方国家，不仅看到它的长处，也看到了它的问题。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重新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
“西化”，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追赶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在体制层面上，不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实行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在过去一段时间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直在发生的现实。
反对“西化”，就是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30年代提出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它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次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到20年代演化为“中西互补”论。实际上，那时的“中西互补论”骨子里还是“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 用“孔化”代替“欧化”。
到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10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其本意是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为了冲击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力量，这个时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只是表示一种西化的决心和冲击力，是矫往过正的意思，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全是好的，中国的传统也不全是坏的，由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想“全盘” 也“全盘”不了。曾经说过“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觉得不够科学，自己又改为“充分西化”。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后来也没有坚持这个提法。
在40年代，中国学者用“现代化”代替“西化”的概念。冯友兰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新事论》)为什么近代底、现代底就优越呢？因为它进化的时间长，对人类优秀成果积累得最多，对过去的弊端淘汰得最多。
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争论过程中，“西化”论中有忽视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则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工具。
在清代末年，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他们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近半个世纪以来，“孔化”和“西化”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孔化”分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西化”分为“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到20世纪中期，“苏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在“苏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批判“清官”，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生吞活剥地拿过来等等。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全盘西化”。这说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不过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式西化”。这时的“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实际是“资式西化”和“苏式西化”之争。20世纪以来，不是接受西方文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一个“西化”代替另一个“西化”的问题。这时的冲突是两个“西化”之间的冲突——两个“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20世纪末发端的空前规模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得到了真正了解世界各国的机会，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思想资料。与此同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为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提供了广大的实践空间。所以，这期间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程度，远远胜过了上一个世纪。
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冲突(“孔化”和“西化”的冲突)，也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冲突(“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的冲突)。这两对冲突的结局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而应当是在相互撞击中消除弊端，在相互融合中提炼升华。对两对冲突的四个方面都要进行扬弃，最后在器物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都充分吸收方方面面的优秀部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当代的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它不再是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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