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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章敬平
好歹总算赶上了“中部崛起”的末班车，我故乡安徽的人们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再也不用自嘲似地感叹“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当我的“新闻脚”踏遍中部6省，我发现自嘲似的戏谑，并非故乡所独有。既没搭上东部沿海开放的早班车，也在西部开发中失去机遇的江西、山西、河南、湖南、湖北，都喜欢以这句话，嗟叹自己跌进一个被中央政策遗忘的角落
。
去年年底，故乡人开始调整“失落的心”，因为温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复了他在2004年人代会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承诺。今年全国“两会”，温总理第三次放言“中部崛起”。快意的中部人，开始盘算天上的馅饼。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感觉自己被“盘剥”的中部人，再也不想用牺牲换取空洞的褒奖。上个月，中部6省的政协主席联名以政协提案，向中央讨要“崛起”的优惠政策。他们当然不会奢望深圳25年前的好运降临中部，但他们还是详致地研究了中央两年前送给东北3省的特殊政策。据说，每一次的中部智囊聚会，都要拿出“东北振兴”的政策反复揣摩。
一部分中部人士对特殊政策的迷恋近乎偏执。他们翻阅过老黄历，无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还是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不管是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还是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抑或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倾斜的政策始终是撬动“经济地球”的杠杆。他们坚称，“中部塌陷”吃的是不公平的政策亏。在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驱动下，中部人期待将政策之饼摊大。
然而，世界已不再是当初的世界。我担心，中部6省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相信，中部6省已不可能再像深圳那样，赢得多少特殊的政策。“中部崛起”当然不是中央哄骗中部6省的一个画饼，但是在中央政策趋向普惠制的当下，这个或可聊以充饥的饼，一定不会太大。不是中央吝啬，也不是中央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事过境迁，白云苍狗，后WTO时代的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毫无顾忌地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当下的中央政府，也拿不出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特殊政策，安慰嗷嗷待哺的中部。在经济立法由内外双轨制向同一制转变的急速过渡中，希望中央给予中部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似乎不太现实。我们已向WTO作出承诺，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我们当下的任务是快速修正与WTO规则相违背的歧视政策，删除那些与公平相背离的地方性法规，兑现我们在入世谈判时答应过的条款，而不是创造不合时宜的力挺中部崛起的特殊政策。
在“非均衡战略”行将终结的当下，一些非市场手段的构思，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非均衡。非均衡发展战略，固然推动过阶段性的进步，但正如国家外汇储备局局长郭树清所说，它“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的潜力”。所以，我们不能逆着均衡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不客气地说，中部人士的少数愿望可笑而过时。比如开办中部开发银行，以解决金融机构惜贷的难题。过去，我们不是天天抱怨中国的商业银行呆坏账比例过高么，怎么现在又要违背市场规则为更高的呆坏账制造隐患？
将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想法，和《湖北日报》品评中部精神世界的贫穷和闭塞的报道联系起来，我想起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武汉的一番说辞，他劝慰中部抛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思维，自我拯救自我革新。我生在中部，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中部6省不能急于求成，眼下的中部只是一个政策版块而非经济版块，即便6省不是各打各的算盘，不是现在这般一盘散沙，也难以在朝夕间崛起。“中部崛起”理当从长计议，不可指望仰仗特殊政策毕其功于一役，而应着眼未来，寄希望于自救。一个理智的中部人应该冷静地认识到，中央给他们的特殊政策越少，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越为进步。
观察湖北为中部崛起营造的舆论氛围，好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其实，中部不妨将“中部崛起”视作中央对中部的一次动员。哪怕他们搭上的，是一趟永远也开不到终点的末班车，如果他们收获了被鼓舞的士气、自我拯救的意识，也算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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