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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北京)
在上世纪末发端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把改革和开放并提。改革是制度创新，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经济。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开放推动了改
革，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
然而，中国开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封闭的代价
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长文，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当时国人为此很是自豪了一阵。多年来，不借外债，特别是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而这点进出口额，其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西方国家的商品，图书馆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期刊，工厂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同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以外，普通人是不能出国的。
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12位，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这是封闭的代价。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在80年代初，我在天津采访中得知，一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眼光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1982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的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10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1953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
中国还是一个夜郎大国。多数中国人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直到开放之初，处处都会遇到封闭观念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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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封面策划：
25年开放史
走出洋务运动的阴影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
后特区时代 非均衡战略的终结
最后的中部 开发梦解冻
中部崛起 没有终点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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